孙禄堂传略（征求意见稿）。

苦行僧

原创童旭东
一、天纵遇机缘

孙禄堂，讳福全，字禄堂，晚号涵斋，生于咸丰十年十一月十五日申时（1860年12月26日），逝于民国癸酉十月二十九日卯时（1933年12月16日）。河北完县东任家疃（今划属望都县）人。

孙禄堂有一兄一妹，父亲孙国义，母亲安氏夫人。其父生前为清封正七品文林郎，系散官，因平生慷慨好义，济危扶贫，解人之难，闻名乡里。孙禄堂5岁入私塾，同时随李、吴两位拳师习武。12岁考录附生，后因家资窘迫缀学，于是其父转托好友张瑞，经张瑞介绍，让他随文武兼修的李奎元读书兼习形意拳。根据1934年编纂的《完县新志》记载孙禄堂自幼“过目成诵”，在其父孙国义的碑文上记载孙禄堂“生而嶷嶷，超绝常儿”，当非虚语。

关于孙禄堂何时从学李奎元习武，又何时转投郭云深学习形意拳的具体时间，在不同的史料中，说法不一，即使在同一份史料中也出现时间上的冲突之处。但孙禄堂先从李奎元学形意拳，后从郭云深研修形意拳，并从郭最久，在当年史料记载中是一致的。本文所述内容主要参考了孙剑云编著的《孙禄堂武学录》（人民体育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中“孙禄堂先生大事记”和孙禄堂之父孙国义的碑文。

1878年，孙禄堂随郭云深在西陵习艺时，河北大旱，饿殍载道。其父家虽不足，于乡里之危，有求必应，无不尽力。斯时，家窘滋甚，其父更忧人之忧，疾愁而殁。其间，家中为使孙禄堂安心习艺，未告之家窘以及其父病疾之情，直到其父去世后，孙禄堂才知道。于是孙禄堂立即辞师返乡，愧悔交加，悲痛至极，于夜半在村外枣林自缢。清晨时被过路的人救起，此时因孙禄堂在内功上已有成就，故能复生。遂之接母亲到保定投一亲友经商。

翌年，城中举人张瑞看中孙禄堂的人品与禀赋，定为门婿，使孙母的生活得以安定，并鼓励孙禄堂返郭云深处继续深造。于是孙禄堂返回郭云深处继续深造武学。

郭云深让孙禄堂与自己一同吃住，郭云深无论到那里都把孙禄堂带在身边，随时指教。常常是郭云深骑马奔驰，孙禄堂则步行于后，提气腾空，奔逸绝尘，日常行百数十里，全然不觉疲惫。
这期间，郭云深经常带着孙禄堂去访问那些有一技之长的同门和武林盟友，请他们把各自所长教授给孙禄堂，孙禄堂掌握的很快，常常一看即能掌握。因此，陈微明在“孙禄堂先生传”中记载孙禄堂“于武术，殆有天授”。孙禄堂虽然天赋异禀，但为人谦逊，所以教者无不悦之。这使孙禄堂的技艺更加全面。

1880年秋，郭云深偕孙禄堂去山西拜访郭的师兄弟车毅斋、宋世荣等。在晋期间，郭云深让孙禄堂与门内外各路高手广泛交流切磋，孙禄堂每战必胜，未尝一负，胜人而不伤人，而谦逊如无所能者。郭云深赞叹曰：“此子真能不辱其师。”此时，郭云深认为孙禄堂的武功已不在自己之下了。

孙禄堂出众的人品、高超的武功和非凡的天赋给车毅斋和宋世荣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车毅斋擅长研究打法，宋世荣擅长研究内功。1881年，宋世荣来信让孙禄堂再来山西交流。这样孙禄堂征得郭云深同意后，再入山西，得宋世荣讲论习武中“有若无、实若虚”之义并论及“内外家之别”。之后孙禄堂再返郭云深处，与郭云深共同研究、归纳整理形意拳理法，总结出形意拳有三步功夫、三层道理、三种练法。

1882年，孙禄堂已经前后研修了11年的形意拳，其中跟郭云深在一起的时间最久，近八年。为了彻底揭示拳学原理，就需要研究易经。郭云深的师弟白西园是宫廷御医，同时对易经、黄帝内经等均有造诣，这样郭云深介绍孙禄堂从白西园学习易经、内经以及中医。在白西园处，孙禄堂见到形意拳拳谱抄本，并由此萌发欲参考易经来发明此拳谱的想法。不久在白西园处遇见了郭云深的朋友、老乡程廷华。

程廷华是八卦拳宗师董海川最好的弟子，功夫最接近董海川，程廷华在北京与各路高手比武，从没有败过。程廷华的八卦拳与郭云深的形意拳都是以内功为基础的拳，但在技术上又各有特点，形意拳的特点是劲力整实、动作简捷。八卦拳的特点是身法灵活，手法多变。两种拳法各有擅场。程廷华见到孙禄堂后，感到与孙禄堂投缘，于是主动提出来教孙禄堂八卦拳。这时孙禄堂正在随白西园研究中医和易经，白西园与程廷华也是朋友，他也鼓励孙禄堂向程廷华学习八卦拳，于是孙禄堂开始跟程廷华研习八卦拳。
在这期间，从南方来了一位武师，北上京城，专访各派名师较技，所向披靡。后访至程廷华，程廷华身边的诸弟子与该武师较量都输了。于是程廷华只好亲自出战，因对手武功高深，程廷华感到自己没有必胜的把握。这时孙禄堂仅跟程廷华学习了一个单换掌，还没有被程廷华列入门下，故程廷华没有让孙禄堂代表自己出战。但是孙禄堂看出了程廷华的心思，就主动要求代程廷华与该武师比武，程廷华同意了。比试中，孙禄堂一出手即将该武师由屋内击出窗外，该武师深服之。程廷华也大喜过望，于是要孙禄堂在董海川茔前磕头拜师，与自己结为师兄弟，自己代师传艺。孙禄堂执意不肯这么做，表示只认程廷华为师。于是程廷华只好将孙禄堂收为弟子，此后陆续教授八卦拳理法及点穴、轻功、八卦剑、七星杆等绝技。

孙禄堂这时的形意拳已臻化境，所以在程廷华的悉心教授下，仅研习八卦拳年余，就掌握了八卦拳的精微。由是，孙禄堂感悟出形意拳与八卦拳其理相通。

此时，孙禄堂在与武林各派高手的切磋较技中，皆能轻取对手。程廷华深感孙禄堂的武功实际上已经超过自己，于是程廷华就劝孙禄堂效仿当年自己的老师董海川访游天下，以臻拳学至境。程廷华对孙禄堂说：“我从未见过在武术上如你这般生有夙慧，又如此专心潜学的人。我敢断言，如今论武功，黄河南北已经没有你的对手，你应该去访游天下，增长学识。”于是孙禄堂听从程廷华的建议，决定访游天下。

二、武与道合

1885年，孙禄堂开始云游。途经河北、河南、湖北、四川、湖南、广东、江西、安徽、浙江、江苏、山东等十一省，曾访少林，朝武当，上峨嵋，无论听说谁有一技之长，不管多么远蔽险阻，孙禄堂必定要访至，交流切磋。遇到对方要求较量时，孙禄堂也一定奉陪，而且从无一负。期间孙禄堂喜攀缘绝险奇峰，涉大川幽谷。曾遇到一位异人，是位云游道士，俗姓张，授孙禄堂修心养气之法，该法能辟谷，清净腹脏气血之杂物。孙禄堂后来将此方法融入形意拳、八卦拳修习之中。期间，孙禄堂在四川从某僧研修《易经》数月，在武当山从陈姓隐道一同结庐，听他讲论丹经。孙禄堂云游期间，曾协助官军剿灭苗乱,也曾多次遇到土匪，与之鏖战，独斗群枭，所向披靡。大约游历了三年的时间，孙禄堂融会所学，其内功真意已臻至诚至虚至无之境，具有至诚之道可以前知之能，功臻技击至境，使技击合于道，其行止坐卧，一念一应，无不依乎天理。于1888年孙禄堂返回保定。

孙禄堂返回保定后，本打算在保定与老师李奎元和岳丈张瑞一起开办一所文武兼修的武术学校。孙禄堂当时为了筹备开办学校，与一亲友在保定经商。当时保定武术界以武术名家平敬一的根基最深，平敬一是回族，在保定开包子铺，他在少林拳和摔跤方面名冠一时，为近代少林派大家。但当地某些习武者常以其门徒的名义横行市里，欺压同道。孙禄堂看不过去，于是打抱不平，登门拜访平敬一，欲问个究竟。不想平敬一未等把事情问明，就误以为孙禄堂是来比武的，坚请与孙禄堂比武后再论其它。不得已，孙禄堂只好按照平敬一的提议比试摔跤，因平敬一最擅长摔跤。两人一接手平敬一就将孙禄堂背起，然而在一片喝彩声中平敬一却无法将孙禄堂摔到地上，平敬一使尽各种办法还是无法将孙禄堂放到地上，孙禄堂始终安卧在平敬一的背上，相持许久，围观者越来越多，于是平敬一只好认输。当众丢这么大的面子，对于平敬一来讲，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这时他已听不进孙禄堂在说什么，就草草送客了。此事传出后，欲拜孙禄堂为师者甚众，当地一些拳家甚忌之，群谋暗算。他们得知孙禄堂有去某店饮茶的习惯，一天，二十余人暗伏在该店内外。等到孙禄堂进门揭帘之时，埋伏者前后夹击，猛不可挡。孙禄堂于不意之中，从容应对，前点后蹬，使前后偷袭者皆昏扑于地。暗中埋伏者都惊呆了，伏地请罪。因孙禄堂于武功已臻至诚、至虚、至无之合道化境，有不闻不见之知觉，虽骤临不测，亦能从容应变、感而遂通而制胜。此事发生后，孙禄堂被传为天神一样的人，于是到孙禄堂处求教或猎奇者更多，每日不绝。很多原来跟平敬一练武的人也要转拜孙禄堂为师。孙禄堂认为这样下去会加深矛盾和误解，于是于1888年冬携母返回老家完县，在家乡设教，创立蒲阳拳社。

蒲阳拳社只在冬季利用农闲时教乡人习武自卫、强健体魄兼教文化，并不是常年设置。这时孙禄堂的武功虽已超逸同代，独步当时武林，但孙禄堂并不满足，深知武功要常盛不衰，必须不断创新，不断融合，于是在家乡潜心研究，摸索探究能够不断自主创新、自主融合、自主效能升级的武学体系，通过自身的武学实践，参证儒释道诸家之理，旁及岐黄、奇门遁甲等九流之艺，探究拳学至理。期间教授弟子裘德元、齐公博、张洛瑞、张玉山、崔老玉、李老丹、曹秃领等。
1889年，孙禄堂与张瑞的女儿张昭贤女士完婚。这期间孙禄堂一直打听郭云深的行止，因郭云深行踪不定，故未能得知。
此时孙禄堂已经名冠武林，于是被朝廷聘为武技主试官去各地招考武庠生。孙禄堂因此常与南北各派武林高手交流，得以广泛研究各派的技法，每逢比武较量，孙禄堂皆能轻取对方，令人望尘莫及。例如一次孙禄堂在武风盛行的河北丰润县招生时，看到当地的拳师在拳术上虽然肯下功夫，但多不得法，于是忍不住对当地拳师给予指导，不久当地一些拳师都来向孙禄堂请教。不想这下惹恼了当地的一位武术名家、被时人尊为武圣人——武林志。这天武林志找上门来与孙禄堂比武。孙禄堂端坐在椅子上让武随意进击，结果只一下，武林志就摔倒在椅子后面，门牙摔掉了两颗。再看孙禄堂，仍旧坐在椅子上。于是武林志彻底服输了。

此时，孙禄堂虽在技击上已无敌手，但仍虚心博采各家之长。孙禄堂在蓟县时，结交张善祥，张善祥是当地武术名家武万良最得意之弟子，尤善硬门枪（又称迎门枪），张善祥极为拜服孙禄堂的武功，欲投门下，向孙禄堂学习形意拳、八卦拳。孙禄堂授以张善祥形意拳、八卦拳，并以翼德枪交换张善祥之硬门枪，提出与之金兰交。此后，孙禄堂将硬门枪与形意劲相融合，提升此枪法，其枪法独步武林。其子孙存周亦精此枪之艺。

1893年，定兴的孙绍亭与某拳家发生了冲突。孙绍亭原是燕青拳名家，后来也向程廷华学习八卦拳，故与孙禄堂相识。孙绍亭与某相约在本县某地聚众械斗。随后孙绍亭就请孙禄堂来定兴某地见面，肯请孙禄堂前去助阵，并称他还约了其他人，孙禄堂随孙绍亭到了定兴某地，见孙绍亭这边只有自己和孙绍亭两人，而对方有某拳家邀集到的北五省上百位武林高手已准备上前械斗，原来孙绍亭仅邀到孙禄堂一人。他见孙禄堂来了，自己转身即逃。此时无奈，孙禄堂只好独自应战，伤彼数十人，余作鸟兽散。孙禄堂未遭一伤。孙禄堂回去后问孙绍亭：“你把我叫来，你怎么先跑了？” 孙绍亭说：“我不跑就得被他们打死，还得分你的神来救我，此后诉讼之事由我办理。你就不用管了。”此事传出后，人言孙禄堂为“平定兴”。

这年，孙禄堂打听到郭云深回到了老家深州，于是孙禄堂带上一袋子银两，这几乎是这些年他的所有积蓄，赶往深州看望郭云深。郭云深见到孙禄堂非常高兴，又看了孙禄堂的武功，更是兴奋不已。郭云深对马耀南等人说：“孙禄堂的功夫到了这般进境，如今海内已无人能及。”此时郭云深虽然已经年过古稀，但他是位不能闲着的人，这回有了孙禄堂送来的这些银两，不久郭云深又出门访友去了。由于郭云深造诣深厚，是形意拳那时的顶门人，所以郭云深每到一处，他的那些师兄弟们总要请郭云深对自己的弟子们给予指导。如刘奇兰的徒弟李存义以及徒孙尚云祥等人都曾得到郭云深的指导。
不久孙禄堂又赴京城探望老师程廷华。二人朝夕探讨武技，数日后孙禄堂告别。同门张玉魁等问程廷华：“禄堂师兄的武功达到什么程度了？”程廷华说：“已臻神化至境，望尘莫及了。”
孙禄堂回到家乡后，有一天来了一位同门，告之郭云深去世了，并说郭云深在去世前嘱托他把这包东西交给孙禄堂。孙禄堂打开一看，原来是郭云深集其一生习武心得写成的《解说形意拳经》，郭云深以此表明要孙禄堂传其衣钵。

1901年，庚子之乱后，孙禄堂入京城探望老师程廷华。得知程廷华已被八国联军的排枪打死。孙禄堂深感悲伤。两位恩师的先后去世，使孙禄堂心情沉重，于是隐居故里，潜心研究拳学。

三、文武一理

1901年，孙禄堂的师叔、形意拳名家耿成性在北京成立“四民武术社”，请孙禄堂前来助场。于是孙禄堂再赴京城。在京城孙禄堂认识了太极、通背拳家张秀林和杨春圃（另一说为杨澄甫），感到他们的太极拳的劲与自己所学各派拳法的劲都不相符合，他们这种太极拳的劲虽然不能适应于实战技击，但这种劲有其自身特点，适于文人练习，尤适于知识阶层从中体味拳中学理，而这是孙禄堂当时所关注的。因为1900年庚子之乱后，社会上尤其是文化阶层对习武者普遍鄙夷，甚至认为拳与匪几为同类，乃至对武术十分排斥。孙禄堂感到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他所体悟的武与道合的武术就难以得到健康发展，很可能会淹没在历史的潮流中。所以，他那时特别关注如何彰显武术的文化价值，以提升武术的文化地位。因此，就需要有能让文化阶层接受和可以从事练习的武术，使他们认识到武术具有与文一理的文化地位。因此孙禄堂与他们两位相互研究了三四个月，意欲探究其拳的所以然之理，以便进一步提纯、改良其技，使之一方面提炼其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使之能适用于真正的实战。否则其文化内涵也难以经受实践的检验。从这时起，孙禄堂开始着意研究太极拳。

孙禄堂在京时，因武功高绝，被肃亲王善耆请到其府，向孙禄堂学拳。年余后，因孙禄堂的母亲生病，家人托信叫孙禄堂回乡。于是孙禄堂辞别了善耆，返回家乡。此后善耆数度来函请益武功之事，孙禄堂每次回复只言武事，不涉其他。孙禄堂在与善耆交往的日子里，除了教授善耆武艺外，从无一事请托。因此善耆对孙禄堂的武功、气质和品行极为钦佩。
孙禄堂返回家乡时，同门师弟李文彪执意要跟在孙禄堂的身边，以便随时向孙禄堂请教。李文彪也是程廷华的入室弟子，八卦拳的功夫很好，他非常崇拜师兄孙禄堂的武功。这样李文彪就跟着孙禄堂一同回乡。此时各地的武术名家也常来拜访、请益，如程庭华的长子程海亭、八卦拳名家韩慕侠，形意拳名家尚云祥、马玉堂、郝恩光等，他们每次来都要住上多时，少则数日，多则数月，向孙禄堂请益，问理学艺。这期间，善耆也多次来函请孙禄堂返回北京，但孙禄堂不喜欢京城王府里的生活，于是都婉言回绝了。

庚子之乱后，一方面，由于义和团的负面影响，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对武术普遍持鄙夷态度，将习武者与团匪视为一类。另一方面，由于清军以及义和团在对外战争中的溃败，使得中国武术陷入价值危机。为此，一方面，孙禄堂着意寻求如何去提升武术的文化价值与文化地位，以此为中国武术开辟新的生机。另一方面，孙禄堂通过自身的技击实践不断淬炼、提升武术的体用效能，着意建构一个形上形下一以贯之的武学体系，使技击与道同符而立于不败之地。

于是孙禄堂一方面深入探究技击制胜效能的根本规律，建立武与道合的自主效能体系，另一方面，孙禄堂也深感武术技击终究无法抗衡枪、炮的威力，其在军事上的实用价值必然大大减弱，所以需要开辟武术新的价值维度。那么如何开辟武术新的价值？孙禄堂提出：“习此艺者，非欲以艺胜人也。志士仁人养其浩然之气，志之所期，力足赴之，如是而已。”

由于孙禄堂通过自身的体用实践发现修身与技击不仅可以融合，而且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因此孙禄堂沿着这条思路，来创建自己的武学体系。孙禄堂探究如何建构一个完备的使技击与修身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并能融合百家与道同符的武学体系。使人们通过体用这一武学体系来构建践行自我意志的能力，显豁生命的价值。

1907年，翰林出身的徐世昌要去东北担任三省总督。他早就听说当今出了一位孙禄堂，武艺盖世，道德高尚，学养深厚。于是徐世昌聘请孙禄堂去东北作他的幕宾，实际上为其内巡捕，负责他的保卫工作。

孙禄堂在京城时也听说这位徐世昌很有见识和学问，修养也高。见面后，两人相互投缘，徐世昌在惊叹孙禄堂的武功出神入化的同时，也极为惊讶孙禄堂的学问之深和修养之高。为了表达对孙禄堂的尊重，建议孙禄堂与自己并号，因徐世昌自己的号为弢斋，所以建议孙禄堂就用涵斋为号。孙禄堂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也接受了徐世昌的聘任，并推荐师弟李文彪和自己的弟子张洛瑞随自己一同去了东北。不久，李文彪在奉天探访局任职，张洛瑞随孙禄堂在总督府任职。张洛瑞善八卦拳，掌功深厚，人称“张铁掌”。

徐世昌主政东北期间，可谓殚精竭虑，外交上日俄在东北争斗不断，同时匪患甚剧，在此非常困难的环境下，徐世昌维护主权，稳步举办各项新政事业，全面推进东北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他与孙禄堂之间也相互了解的更深，彼此更加相互信任，尤对孙禄堂的能力甚为信服。徐世昌保举孙禄堂担任知县、知州，被孙禄堂谢绝。孙禄堂告诉徐世昌，自己来其幕府，非为做官而来，而是这里恰逢多事之秋，自己的武学可以发挥其用，并言平生之志不在为官获取功名，而在弘扬武道。

孙禄堂的轻利重道，让徐世昌更加敬重。每到新年，徐世昌总要给他的全体幕僚一人一个红包，以表谢意，唯对孙禄堂例外，他知道孙禄堂不会接受这种方式的感谢，所以他是写一幅字送给孙禄堂，而孙禄堂也是自己写一幅字送给徐世昌。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
在东北期间，俄国格斗家彼得洛夫途径奉天，听闻孙禄堂的技击功夫冠绝于时，经俄公使馆提议，请孙禄堂与彼得洛夫进行一场比武交流。孙禄堂应邀前往。比试中，孙禄堂在开始阶段让彼得洛夫充分施展其能，孙禄堂并不出手，只是信步游走，，彼得洛夫看着近在咫尺的孙禄堂就是打不着，孙禄堂见彼得洛夫的能耐就是如此了，于是仅出一手就将彼得洛夫击昏在地。在场的人都为孙禄堂绝伦的技艺所折服。于是，孙禄堂名传海外。

1909年，孙禄堂随徐世昌返京。不久孙禄堂举家迁入北京。此时因孙禄堂武名极隆，前来请益或试探高下者每日不绝，然而经过交流或较量后，来者无不叹服孙禄堂的武功冠绝时辈，遂在武林中孙禄堂赢得“虎头少保，天下第一手”之誉。
当时北京太极拳辈份最高的人是杨健侯，他是杨式太极拳创始人杨露蝉的儿子，在北京武林中与程庭华是同辈人。早在20多年前，孙禄堂跟程庭华学习八卦拳的时候，杨健侯就认识孙禄堂，以后也时有过从。杨健侯深知孙禄堂的武功已臻化境，所以设宴邀请北京的武林同道一同欢迎孙禄堂。后来杨健侯提议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杨少侯、杨澄甫以及弟子中出类拔萃的张秀林等都与孙禄堂结拜为盟兄弟。孙禄堂也畅快地接受了杨健侯的提议。
1912年，因杨健侯的弟子许禹生在北京筹备成立北京体育研究社，于是杨健侯的乡亲郝为真来京拜访杨健侯，郝为真也是太极拳家，有参与其事之意，没想到杨健侯反应冷淡。后经友人介绍，孙禄堂与郝为真相识，两人一见如故，继而孙禄堂请问太极拳之意，两人遂作切磋，两人搭手瞬间，郝为真顿觉不支、几跌，幸靠于墙，遂自叹弗如。孙禄堂赶紧说“这是按照您刚才介绍的太极拳之意走的劲。”郝为真叹曰：“奇了！我这一句话，您悟出的功夫就胜过我这专门练太极拳几十年的人。”后来郝为真出走京城，当再次返京时病困于京，孙禄堂听说后，予以救助，将郝为真接到家中请医喂药。月余，郝为真得以康复。郝为真感其恩德无以为报，得知孙禄堂正研究比较各派拳术，欲总结提炼武学的统一原理，进而使之合一。郝遂主动提出要将自己所习太极拳之心得理法合盘相赠，以供孙禄堂研究参考。而这也是孙禄堂求之不得的事情。于是孙禄堂与郝为真研究了三、四个月，孙禄堂尽知其艺，进而孙禄堂洞悉太极拳诸弊之所以然。由是孙禄堂了悟太极拳若要与道相合能用于实战，必须彻底鼎革太极拳理法。于是孙禄堂以自身的技击体用实践为基础，重新定义了“太极”，从完备技击与道相合立于不败之地的维度重构了太极拳理法，使之与自己的形意拳、八卦拳共同构成技击与道相合立于不败之地的武学体系的共同基础，由此创立了孙氏太极拳。

孙禄堂通过与包括太极拳在内的诸多武术门派广泛交流，总结提炼出自己的形意拳为所有武艺最核心的基础。当1915年陈微明拜访孙禄堂，提出向孙禄堂学习太极拳时，孙禄堂告诉陈微明：“太极拳容易，我先教你形意拳，形意拳学好，学其他的不难。”（1947年9月9日《小日报》“近代武术闻见录”陈微明撰）

斯时，天津成立了中华武士会不久，主持者是孙禄堂的师叔、形意拳名家李存义。孙禄堂早年学拳时，曾得到李存义的指点，所以武士会举办一些活动时，孙禄堂受李存义之邀，方便时会去捧场。一次通背拳代表人物张秀林在与人论拳时说到古谱上有“神佑通背最为高”。这让李存义有些不高兴了，李存义是形意拳第六代的领袖人物，当时武士会也是以教形意拳为主，所以听了张秀林的这番话，脸色不大对，会中李某会其意，立即要与张秀林比试大杆子。因为徒手较量，如果双方用上真劲，很容易发生死伤，而不用真力，又很难服人。而这种讨论技艺长短的比武并非死仇，但又要使出真功夫，所以多通过比试大杆子来验证高低。不想两人刚一交手，李某的大枪就落地了。原来张秀林常向孙禄堂请益武功，孙禄堂曾把自己在大枪方面的一些心得告诉了张秀林。李存义是老江湖，一眼就看出张秀林枪法里有孙禄堂的特点，李存义知道张秀林是孙禄堂的盟弟，于是李存义对孙禄堂说：“禄堂，他是你的盟弟，你跟你的盟弟试试如何？”孙禄堂知道这是李存义要让自己给武士会找回面子，但这让孙禄堂左右为难，一边是指导过自己武功的师叔，一边是自己的结拜兄弟，如何比才好呢？孙禄堂想起用自己最近悟出的太极劲贯穿到枪法中，沾拿而不发，这样双方都不丢面子。于是，孙禄堂单手持大杆子的底墩，请张秀林进枪。张秀林一看孙禄堂竟单手持杆，认为这是盟兄当众小看自己，于是进步就劈，没想到孙禄堂单手一圈手中的大杆子，竟将张秀林的大杆子沾拿住，进退不得，这时如果张秀林的大杆子不动，孙禄堂并不准备发力使张秀林难堪，但此时张秀林并没有领会到这层，还想争脱，可是越争脱，重心越不稳。张秀林见孙禄堂单手持枪气定神闲，如垂钓之翁，张秀林心中一急，自己的身形更把持不住，不得已，张秀林只好弃枪于地，连连后退踉跄了数步靠倒在兵器架上。张秀林起身后，向孙禄堂拱拱手，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了。这时侯孙禄堂不尽怅然，因为孙禄堂最不愿意做的就是这种门派之争，不想却身不由已地卷入其中，以后孙禄堂多次努力挽回与张秀林的友谊，这是后话了。
不久，孙禄堂应邀去参加“世界大力士格斗大赛”，孙禄堂以全胜战绩荣获冠军，震动世界。孙禄堂认为国外的技击大多水平不高，未得中和之旨，未能开发出身体的良知良能，技击缺少灵性，劲力也相对单调，手、足、膝、肘的配合意图明显，不能浑然一体无有痕迹。

1914年夏，孙禄堂得小女孙贵男，即后来成为武术名师的孙剑云。孙禄堂思想开明，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因此给女儿起名贵男，就是觉得这个女儿比儿子们还金贵。

孙禄堂成名早，成名后经济上一直还算富有，孙禄堂一辈子不二色，不纳妾，不吸大烟，不酗酒。尽管孙禄堂自己笃好武学，但从不勉强自己的子女练武，喜欢练的，就教，不喜欢，也不勉强。长子孙星一本来很有武学天赋，可是成年后变得不喜欢练武了。孙禄堂对此虽然很感遗憾，但是也不勉强。孙星一接受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不久南下参加了李烈钧的部队。对此，孙禄堂也没有干预。

四、鼎革立新

1915年，孙禄堂经过数十年对各派武学坚持不懈的研究、实践与提炼，此时已豁然大悟，发现了中华武学与道同符的统一原理和统一的技术基础结构，创立了以他的形意、八卦、太极三拳合一为基础的武与道合的武学体系。这就是以极还虚致中和为原理，以孙氏形意、八卦、太极三拳合一的技能结构为基础、融合百家与道同符、立于不败之地的武学体系。

孙禄堂的武学体系虽然是以《易经》立论，以儒释道诸家学理为参照，但其蕴意对儒释道诸家学说实乃扬弃。孙禄堂创立并建构的这一以极还虚之道为法则的武学体系的最重要的特征是该体系将后天的自主性化合在先天的自主性中，构建了三个维度的自主效能结构，即：技击过程的自主作用、技击结构与认知结构的自主建构、技击效能与认知效能的自主升级。

这一自主效能结构在以上三个维度上具有自主升级其自主效能的功效。这是中国武术史上前所未有的创新性成就。

孙禄堂的武学体系一方面在技击效能上与道相合——开启了自主完备的自主效能结构，因此使技击立于不败之地，另一方面构建了哲武一体、体物不遗的修身学说，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自主性——自由与必然的同一。

孙禄堂发现并提出的极还虚致中和原理，构成了中华武学的核心理论。其要点为：揭示了因敌成体、感而遂通这种能力的究竟是内劲，内劲的基础是人的本来之性体，即先天元气，修为内劲是将各类有效的技击技能融入性体之中化为良知良能。内劲生成与完备的法则是顺中用逆，逆中行顺，遵循极还虚之道以拳中规矩将后天之艺返先天本能，其理是极还虚致中和。指出内劲是武学体用的核心。在历史上首次揭示了内劲的奥秘和修为的原理。结束了自明末吴殳提出“因敌成体”以来，历代拳家不断摸索追求“因敌成体”的境界，却苦于没有具体技理指导的境况，开辟了武学理法的新纪元。

孙禄堂创立的形意、八卦、太极三拳合一的技术结构，是站在完备技击制胜效能的基点上，提炼形意、八卦、太极三拳各自的特性，并使之与道相合即皆以内劲为统御，由此为三拳建立了共同的基础，使三拳融合为一，由此完备良知良能，从而建构了不断自主优化、自主升级的自主效能结构，全面提升和完备了技击效能与道同符的自主效能基础。
孙禄堂为三拳建立的共同理法是：以中和为宗旨，以极还虚之道为总则，以内劲为统御，以无极式、三体式为共同的基础，以九要为规矩，以顺中用逆、逆中行顺为总纲，以有无并立又有无不立为不二法门。

孙禄堂提炼出三拳的特性为：刚球、钢丝盘球、皮球三种劲性和实中、变中、空中之能，并将三者融合为一，形成互补完备的技击技能体系，进而构建了具有内外合一、动静合一、体用合一、天人合一的与道同符的武学体系。该体系具有“不求胜人，而神行机圆人亦莫能胜之”和“空而不空、不空而空、不生不灭、感而遂通”的技击效能，使技击合于道，历史性地建立了技击与道同符的完备的自主效能结构。

孙禄堂创立的拳与道合的武学体系，使技击艺术首次成为一个建立在通过开启本来之性体，以践行自我意志为宗旨，以完备技击制胜的自主效能为基础，能够不断自主创新、自主融合、自主效能升级的开放性体用体系，由此将技击升华为完善人格精神和身心机能的体用显学,亦即使武学成为将自主性与必然性统一一体并具有开启自我意志、构建践行自我意志的能力、显豁自我生命价值的修身实学。

因此自1915年起，孙禄堂开始撰写了一系列的武学著作，以阐发其武学原理和技术体系。从1915年到1932年的这18年里，孙禄堂率先撰写了《形意拳学》、《八卦拳学》、《太极拳学》、《拳意述真》、《八卦剑学》等一系列武学专著以及《江苏全省国术运动的趋势》、《论拳术内外家之别》、《详论形意、八卦、太极之原理》等武学文论，开创了中华武学的新纪元。
因此，孙禄堂的武学体系堪称是自明清以来中国武学发展的最高成就。济南学者、中华武士会秘书杨明漪认为孙禄堂的武学成就“守先开后、功与禹侔。”清史馆纂修之一陈微明认为孙禄堂对武学的贡献“厥功之伟，盖前代所未有。”1934年1月28日《大公报》评述孙禄堂武学“令海内精技艺者无不望风倾倒”。时论孙禄堂于技击之道乃天纵之人，已臻“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之境。

中华武艺复兴是以16世纪为起点，以战阵、齐勇为表征的军旅武术为发端，到17世纪、18世纪武术朝着单兵化、徒手化、养生化演化，以及开始将导引吐纳引入武技的研修，并将对技法的研究逐渐发展到对劲力研究的层面，到19世纪，随着对劲力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了各家武艺若干普遍法则，产生了以劲力特征卓然于时的几大拳系，再到20世纪初，最终由孙禄堂发现了技击运动的根本性规律，构建了武与道合的中华武学体系，这是16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武学发展的基本脉络。

然而当20世纪初孙禄堂完成构建了拳与道合的武学体系之时，也正是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强劲冲击乃至分崩离析之时。随着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以及西方文明的巨大成功所形成的文化强势，使得孙禄堂的武学体系所代表所蕴涵的文化与当时的文化潮流难以抗衡，因此其巨大的文化价值并没有被当时社会所充分认识。只有极少数文化精英能够感悟到孙禄堂武学体系的人文内涵和巨大的文化价值，但是他们在武功上造诣不深，难以承担起继承、发扬道艺武学的学术重任。因此，孙禄堂的武学体系从其完成建构的那天起，就开始面临着被时代潮流淹没的窘境。孙禄堂曾感慨道：“吾言虽详且尽，犹虑能解者百人中无一二人。吾惧此术之绝其传也。”由此可见，在20世纪初，理解孙禄堂武学思想者，仅为少数文化精英，就当时中国社会的总体而言，能够真正理解孙禄堂武学体系者是非常罕见的。
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叶是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时期，自鸦片战争之后，经过太平天国、甲午战争、庚子之乱等来自内外的动荡与冲击，使国人不仅认识到西方在科技上的优势，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西方的一切包括文化由惊恐畏惧转而为崇拜。随着五四运动发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国内一批知识分子阶层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达到了一个高峰。因此这一时期的武术家群体对建立在以传统文化为其基本语境的孙禄堂道艺武学体系，或因为自身认知所限而不能明其所以，或由于受到西方体育思想的影响而质疑甚至全盘否定，导致孙禄堂至高的武学成就难以被当时大多数人真正理解和接受。因此，客观上造成了代表中国武学最高成就的孙禄堂的武学体系，在刚刚完成，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就迅速进入了“冰河”期。这是在时代大更迭与文化大冲击的过程中之大势使然，非学术价值本身所能左右。这也就决定了中国武学的发展在孙禄堂之后，在学术上即在技击效能、哲理与体系性建设上未能进一步上升，而是出现明显的滑落。

1918年10月，徐世昌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随即聘请孙禄堂担任总统府武承宣官，负责徐世昌的保卫工作，直到1922年徐世昌下野。在这期间，日本著名柔术家板垣曾访孙禄堂较艺。孙禄堂轻取板垣。据1934年2月4日《世界日报》记载：

“民国八九年间，孙在京时。时有日本著名柔术家板垣者，来游中国，恃其柔术与华人斗，所向无敌。因之板垣骄甚。嗣闻孙禄堂之名，即访孙，请一较身手。孙对板垣谦逊如常，不肯较力。板垣误以为孙为胆怯，请较益坚。孙力辞不获，乃允之，并依板垣所提出之比赛方法，于客厅中设一地毯，二人并卧其上，板垣以双腿夹住孙之双腿，两手攀抱孙之左臂，曰：‘余将使用柔术，只需两手一搓，汝左臂将断。’孙笑答曰：‘请汝一试可也，余意制之亦非难事。’板垣闻言，露惊骇之态，即开始用力，孰知刚一发动，两臂如受重大打击，寻且震及全身，此时板垣非惟手腿不能坚持孙体，即全身被震，滚至离孙两丈外室隅处。四旁站立之孙之弟子及外界观众甚多，至此莫不大声喝彩。板垣自地爬起，脸红耳赤，恼羞成怒，突由身旁掏出手枪，孙之弟子方欲上前制止，孙从容谓曰：‘不必不必，看他如何打法。’乃立于板垣对面靠墙而待。板垣举枪瞄准，自意必中，谁知枪声响毕，板垣视之，已失孙所在。方诧异间，忽有笑声发自板垣身后，反视之孙也。盖板垣动枪机时，孙即一跃至板垣身后矣。至此观众哗然大笑，板垣垂头丧气辞出。数日后，板垣请托多人说孙，欲从孙学艺，孙未允焉。”
1921年夏，孙禄堂的三子孙务滋在太仓中学示范高低杠时，因杠子突然折断，锈螺丝扎入肋中，由此感染破伤风，不治身亡。孙务滋的去世使孙禄堂极为悲伤，孙禄堂很重视对孙务滋的教育，孙务滋在中、西学方面均受过相对系统的教育，因此，孙务滋的早逝对孙氏武学的继承与发展，都是难以弥补的损失。在给儿子送葬时，一向能够控制自己情感的孙禄堂手抚儿子的棺椁大声说：“老三我哭你一声吧！”声如霹雳，悲伤至极，一口血随之喷出。

本来在此之前，据杨明漪记载，孙禄堂已有出世之念。这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孙禄堂在20多岁时已结下此缘。据1934年2月13日《世界日报》刊载的《孙福全轶事》记载，孙禄堂20多岁出外云游时，遇一道士，见孙禄堂天赋极高，劝孙禄堂随他归隐修道。孙禄堂怦然心动，但孙禄堂念及家有老母需要奉养，故婉言谢绝。但出世隐修始终是孙禄堂的一个夙愿。孙禄堂原本考虑从总统府退休后，就出世隐修。但其三子孙务滋的意外去世，以及随后次子孙存周意外眇一目，使孙禄堂感到这个家现在还离不开他的支撑，暂时无法撒手去出世隐修。

1924年3月，孙禄堂出版了堪称武学经典的《拳意述真》一书，前辈宋世荣看后，惊叹不已，邀请孙禄堂去山西见面。时宋世荣在介休，孙禄堂到太原后由宋世荣的徒孙董秀生一路陪同，拜访宋世荣及山西各地同门，宋世荣精通内功修炼，当亲眼目睹了孙禄堂的武功后，宋世荣异常兴奋，在《拳意述真》的扉页上写道：“禄堂仁棣：学于后，空于前，后来居上，独续先宗绝学。”认为孙禄堂的武功已经超逸前代，独续绝学。
孙禄堂与宋世荣交流数日后，在返回北京时途径省城太原，这时一路上陪同孙禄堂的董秀生，亲眼目睹了孙禄堂的武功无人能及，因此一再要求孙禄堂留在他家，以便向孙禄堂深入地请教学习，于是孙禄堂逗留董宅月余。期间，孙禄堂曾蒙目同时与十几位练了多年武功的青壮年交手，连试了多次，每次都在一瞬间，孙禄堂就把他们一个不剩地打翻在地。观者无不惊骇，叹为奇迹。月余后，因北京来函紧催，于是孙禄堂返回北京，临行前，孙禄堂为董秀生的府邸题词：“养性轩”。多年后，董秀生的胞弟董子英因记者姜侠魂询及所遇国术家事迹，故写信介绍孙禄堂：

“孙禄堂先生道德极清、武功极高，其德之清，如天也，无所不容，其艺之高，盖世也，无人可及。其德其艺非世人所能测所能知者，其知其行与古之圣贤大德足可比伦，至于技击末技合于道体，神乎其神，更遥遥不能望，无可比伦者也。今有得其拾一者，足可独步一时矣。余兄与先生交厚，尝叹曰千古奇人耳。”
1925年的一天，孙禄堂突然接到新任直隶督办、剑术名家李景林的邀请，特邀孙禄堂去天津会晤。原来当时李景林部的武术教官是八极拳名家李书文，李书文擅长大枪，很少有他看得起的人，一些被李景林请来的武术名家，竟被李书文在比武中击伤，然而李书文惟对孙禄堂的武功称赞有加，因李书文也曾参加过天津的中华武士会，与孙禄堂有过交往，每与李景林谈到当代武术家时，李书文总是推崇孙禄堂，称孙禄堂是当今武林的第一高手。所以，李景林邀请孙禄堂到天津一晤。

孙禄堂接到邀请函后，了解到李景林擅长拳剑，有拳脚能洞穿墙壁的功夫，于是接受了李景林的邀请。孙禄堂到天津后与李景林交流了武艺，令李景林深服之。之后，李景林重金礼聘孙禄堂为省署咨议，恳请孙禄堂留在天津一段时间帮助其整理武当剑法。所以在李景林后来的武当剑中吸收孙禄堂之八卦剑、纯阳剑部分精义。孙禄堂亦认为李景林的武当剑也有独到之处，故在孙禄堂所创太极剑中亦部分吸收了武当剑的精粹。

这期间，孙禄堂得道友关某（失其名），经常二人同处一室，闭门修习道功，修真合道。其法不传六耳。据孙剑云讲，其父练功时是不让人看的，即使对子女也是如此。

1927年，孙禄堂出版了《八卦剑学》一书，其中阐发剑法与道相合的慧剑之旨。孙禄堂在论述慧剑时写道：

“按八卦始于太极，由是而生两仪生四象生八卦，其本体则一太极也。吾人各有一太极之体，故此剑之左旋右旋阴阳相生，实具太极之妙用，一动一静不离爻变，极其变化神奇之功，终不外参互错综之理，故其外圆内方也，亦即圆以象天，方以象地之义也。伏羲之卦先天也，文王之卦后天也，盖先天者其体，后天者其用，剑之本体太极先天也，剑之纵横离合后天也，惟其有先天之用，故寂然不动，惟其有后天之功，故变幻莫测。分而为八错成六十有四，而实具于太极之中，所谓散则万殊，合则一本也。自其用言之曰八卦剑，自其体言之实即太极剑也。学者明吾身在太极之中，循吾书而求之，自然领会。”

继而云：

“太极者，剑之形式也，无极而生，乾坤之母，左转之而为乾像，右旋之而为坤形，剑之旋转是内中一气之流行也，此理是一字而生这〇。自这〇而又生φ也，这φ当中之一竖，是由静极而生动，在人谓之真意，在丹道谓之先天真阳，一气为慧剑，在形意拳中谓之先天无形之横拳，在八卦剑中谓之太极。此式初动，内虽有乾坤之理，外未具乾坤之象，所以谓之太极剑也。譬诸坐功，由神气定住再垂帘塞兑回光观玄之时，此时剑之初动是万物之母，是以此剑不必格外再用内功之气，剑之动作规矩法则，无不是内家拳术之道与丹道学之理。”

所以孙禄堂在《八卦剑学》中所开示的体用剑法18字诀——即练法8字“走、转、裹、翻、穿、撩、提、按”及用法10字“挑、托、抹、挂、、搜、闭、扫、顺、截”皆以慧剑为本，掌握此慧剑之用乃是用剑登峰造极之境。孙禄堂进一步指出，剑法的基础是拳法，孙禄堂在《八卦剑学》中开明宗义：

“是编名为八卦剑学，其道实出于八卦拳中，习者应以八卦拳为主，以八卦剑为辅，不独此剑为然，各派剑术亦莫不以拳术为其基础。”

因此在孙禄堂的武学体系中是以研修体用拳术来筑基。

五、弘道天下

1928年3月24日，国术研究馆(后更名为中央国术馆)成立，正理事张之江，副理事李景林，聘请孙禄堂担任该馆主任兼武当门门长，因馆方没有孙禄堂的联系地址，故请陈微明协助联系孙禄堂来馆中任职。孙禄堂接到聘请函后，经过一番熟虑，决定接受聘请。

孙禄堂所要熟思者有二，其一,虽然这是一个通过传播自己的武学,全面提升中华武学的机会。但因此所涉俗务必多，会影响自己日常对形解神化的修炼。对此情景要设有预案。其二，此时孙禄堂之志是最终完成形解神化之夙愿。因此要预设如何适时的以什么样的方式抽身红尘。总之，因为此时孙禄堂形解神化的夙愿未了，孙禄堂要考虑如何在涉身俗务中能以恰当的方式不影响自己继续闭门修炼以及能适时的随时抽身。

一切考虑停当后，孙禄堂自天津乘船至上海，即被上海武术界极力挽留，进行数日交流后,于5月初到达南京，5月11日国术研究馆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同时举行开课典礼。但不久孙禄堂得知有针对自己的到匿名诽谤信，不知何人所为，信中皆是无中生有的诋毁之言。孙禄堂见此环境，提出辞职。在张之江、李景林一再劝留下，孙禄堂对张、李二人讲：“我这次南来主要是来看看李督办等故交，非为馆中任职而来，我可暂留，但请馆方尽速找人替代。”

斯时中华体育会、俭德储蓄会、精武会、上海法科大学等多家机构皆下聘书邀请孙禄堂去讲学。同时，张、李等人再次设法力劝孙禄堂留任，孙禄堂勉强同意暂留，但仍请馆方找人替代自己。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在其1928年5月17日日记中记载：“郑炳垣偕孙福全来，孙字禄堂，武当派高手，长髯、广额、隆准，颇有老英雄之风。谈拳术通于道，娓娓不休，能自圆其说。郑作屏复言国术馆之意见横生，吾固知华人不了此也。”此后，孙禄堂得知馆中又接连收到匿名诽谤信，且在教学课程安排上孙禄堂与张之江的意见相左，孙禄堂随即挂冠而去。鉴于孙禄堂武功卓绝，在国术界内外影响巨大，李烈钧、张之江、李景林等意欲必须把孙禄堂留在国术馆体系内，见孙禄堂虽然平日待人态度谦和，但在做事时极刚强果决，故与江苏省省主席钮永建商议，决定立即成立江苏省国术馆，由钮永建担任馆长，由孙禄堂担任教务主任主理馆中教务一切事项。同时，李景林请托孙禄堂推荐接替国术研究馆武当门门长的人选，孙禄堂先后推荐了数人，如靳云亭等，却因多种原因皆未能赴任，最后找来了李景林新入门的弟子高振东来馆中教授形意拳，后代理武当门门长。高振东到任后月余，发生少林、武当两门门长比武的冲突。此后国术研究馆改名为中央国术馆，并取消武当、少林两门的设置，改设教务处负责教务，第一任教务处长为马良。事后有人透露先前的匿名毁谤信以及后来的武当、少林两门的冲突，其幕后黑手皆与马良有关。

由于孙禄堂的技击功夫冠绝武林，造诣神奇，上海著名学术团体俭德储蓄会、上海中华体育会先后聘请孙禄堂担任教务主任，指导教授武术。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沈钧儒认为孙禄堂是“海内唯一的国术专家。”

1928年7月1日江苏省国术馆正式成立，同一天，聘孙禄堂任该馆的教务主任。

孙禄堂身兼宁沪两地多个武术机构的教务主任，于是各种各样的应酬之事接踵而至。孙禄堂喜欢清静独处，尤其每日要有一定独处的时间来修炼“形解神化”这种造诣，感到这样下去将会影响他的修行。于是孙禄堂借着与李景林的长子李书刚去先施乐园的机会，自称被人暗算点穴。但与孙禄堂一路相伴的李书刚不信此事，因为一路上李书刚与孙禄堂不离左右，没有感到有任何异常情况。当晚孙禄堂借着参加其弟子周作孚的一个饭局的机会，当着很多人的面自称自己被人暗算点穴乃至吐血，并要周作孚把这个消息通过报纸传播出去。孙禄堂这么做，目的是为自己能推却一些不必要的应酬，以便每日能有时间闭门隐修形解神化之功，并为未来能随时抽身红尘制造一个合理的借口。

孙禄堂在江苏省国术馆任职三年多，这是由于江苏省国术馆的办学宗旨基本是按照孙禄堂的武学思想制订的，其宗旨是：

1.倡导国术的作用在于恢复中华民族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体现在心力与体力两个方面，两者的关系相辅相成。

2.提出江苏国术馆成立的意义在于使人民认识到国术便是中国固有的“提升生命力的艺术”。同时要把这“生命力的艺术”输送到全民的生活中去。

3.反对好勇斗狠的习气，提出“刚勇和平”的馆训。其意之一，和平需要由刚勇之精神、刚勇之能力来捍卫。刚勇是和平的前提。其意之二，武术通过以平和之气为本造就的刚勇是至刚至勇，是由浩然之气所成之刚勇！

鉴于当时政府规定江苏省国术馆的体制是师范班一年一期毕业，速成师范班与普通民众班都是半年一期毕业。这就带来一个难题，这就是孙禄堂无法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将他所构建的三拳合一的武学体系传授给学员，因为即使只教三拳中的一门拳学，都难以有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掌握。所以这就迫使孙禄堂必须进行筛选，进一步精简教学内容，从学员毕业后的成长性和便于接受的角度来确定教学内容。于是，确定了以形意拳、太极拳和少林拳为主附加一个摔跤式。对照中央国术馆的教学内容，孙禄堂为江苏省国术馆设置的课程内容已经是十分精简。

中央国术馆在一个季度里，所设置的武术课程就有十门之多，形意、八卦、太极、翻子、戳脚、摔跤、推手、搏击（拳击）、棍术、长短兵等。

孙禄堂是反对这种课程安排的。

孙禄堂认为国术统一不是搞大杂烩，而是建立一个体用完备、合乎体用进阶规律的研修体系。这个体系里有纲目之分，因此首先要明确基础，打好基础，尤其是国术馆这种短期毕业体制，教学重点是通过建构一个相对完整的技能基础以有利于学员毕业后的进一步深造。孙禄堂一向反对门户之见，但同时认为不同的拳派在国术统一这个体系里的位置和作用是不同的。

当然，孙禄堂也反对那种把内家外家和武当少林联系起来的世俗之见，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他在《论拳术内外家之别》一文中指出：“无论武当、少林，凡得中和，善养浩然之气者即为内家”。即拳术只有是否合乎中和这个道理之分，合乎中和者，不管形式如何，都是内家。不合乎者，即外家。

关于倡导国术统一，孙禄堂是最早提出并构建国术统一的人。

早在1915年孙禄堂就已经完成了对中国武术的体系性构建，此即孙禄堂构建的以其三拳合一为基础的拳与道合的武学体系。因此，在1929年元旦的《江苏旬刊》上，孙禄堂明确论述了国术统一不是搞各派武术的大杂烩，而是应以其形意拳为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体系性的建构。但在当时国术界能理解此意者甚少。造成他们把孙禄堂提出的以其形意拳作为统一国术的基础这一思想误解为门派之见。

孙禄堂因在国术界的声誉极高、影响极大，因此他在江南三年期间特别注重对其弟子的要求，立下三严三同的规矩：

“凡我弟子，均应做到三严三同。三严即严格锻炼，严格要求，严守武德。三同即同门之内，同门之外，同道之间，应一视同仁，反对派别倾轧。”

孙禄堂说：“拳为强身养心之道，也是自卫除暴之术。久练功成，自然罡气内布，力量神奇。然而此时更要严守武德，不可轻易动手伤人。倘遇强徒横行，则务必不畏强暴，挺身而出，予以整治。”
孙禄堂在南方期间，还与李景林先后组织、主持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国术擂台大赛：浙江省国术游艺大会和上海国术大赛。倡导技击实践。孙禄堂任浙江省国术游艺大会筹备副主任和副评判委员长以及上海国术大赛评判主任。两次大赛的名列前茅者几乎大都是跟从孙禄堂学拳不到三年的弟子、学生，有的甚至只有一年多。

时论这两次大赛的武技以李景林之剑、孙禄堂之拳最为精湛。参加两次大赛的众多国术名家的武技表演被拍摄成纪录片，纪录片以《李景林之剑、孙禄堂之太极拳》为片名，足见孙禄堂、李景林二人在当年国术领域的影响力。该记录片为后世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武术资料。

在浙江省国术游艺大会和上海国术大赛举行期间，孙禄堂虽已年至古稀，但精神矍铄，其武功之高，为时人所惊叹，可谓独步绝顶，远在群雄之上，乃至多年后陈微明还对孙剑云讲：“功夫不用讲了，当年禄堂先师的气象就已经压倒了所有人。”通过这两次具有全国性国术大会的检验，李景林对全国各派国术家有了更为全面和更为直接的认知，当人们称赞李景林的剑法高明时，李景林感叹说：“推之今日之国术家，余不及孙禄堂先生十之一耳。”然李景林对其他拳师，从未有过这么高的评价。

这两次擂台比赛不仅震动全国，而且波及海外，日本武道界也高度重视并准备参与这两次比赛，他们从日本全国筛选出五位技击格斗高手，来中国准备再次挑战孙禄堂这位中国武术界的象征性人物。他们知道孙禄堂不仅多年前轻取板垣，而且武功已臻神化之境，因此，他们还带来录影设备，准备记录比武过程，若胜之，以资宣传，若失利，则便于回国后做进一步研究。

这天，日本这五位格斗高手和一位日本领事馆的翻译来到孙禄堂的住处，向孙禄堂提出挑战。孙禄堂决定以一对五，同时与五位日本格斗高手进行较量。由于这五位日本格斗高手都擅长地面的固绞技术，为了让这五位日本高手能以他们最擅长的技术与自己较量，于是孙禄堂说：“我躺在地上，你们五个人以任意方法按住我，你们另一个人喊三下，如果在三下之内我不能起来，就算你们赢了。”这话由那位懂中文的日方官员翻译过去，几位日本武士觉得这是个玩笑，最后经孙禄堂再次确认这个比试方法后，他们同意按这个方法比试。于是孙禄堂平躺在地上，五个日本武士中，其中一个最魁梧的，骑在孙禄堂身上，两腿将孙禄堂的身体盘住，并用双手锁住孙禄堂的头，其他四人，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固锁住孙禄堂的四肢。另一人喊：一、二、三字尚未出口，只见孙禄堂一跃而起，五个日本武士都被放出两丈外，扑倒在地，一时竟未能起身。孙禄堂将他们一一扶起，他们惊诧不已，由一人说了句抱歉之类的话，就惶恐地离去了。第二天他们又来到孙禄堂的住处，这次多了两人，一共8个人，除了昨天6人外还有两个是日本领事馆的官员，他们说：日本天皇邀请孙禄堂去日本教授武技，每月报酬两万块银洋。请孙禄堂至少去一年。孙禄堂说：“我老了，哪儿都不去了，如果你们想研究我国的武术，可以与国术馆联系，那里的教师更年富力强。”

虽然他们再三恳请，孙禄堂还是婉言谢绝了。
1931年，孙禄堂来江南已经三年,在国术的普及方面已经打下了一定基础。这天民政厅长胡朴安提出希望孙禄堂开办一个提高班，不是以普及大众为目的,而是以精炼为旨,取名“特别高级班”。同年9月17日，孙禄堂把这个提案申报给江苏省政府，得到审批。然而第二天“九一八”事变爆发，不及一月，整个东北沦陷。这时孙禄堂感到在此国难当头之际，人心浮动，已经失去传授其武学的社会环境。因为孙禄堂的武学是武与道合，在入门时，作为最初一步功夫的无极式，其基本要求就是要做到把心放下，能够入定、空静。这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一般人很难做到的。因此，孙禄堂决定辞去江苏省国术馆副馆长的职务，但需要找到一个理由。按照中央国术馆编纂的《国术史》记载，平常孙禄堂一向健如少壮。因此孙禄堂需要找到一个自己刚刚提出要开设“特别高级班”，却又突然提出辞职的理由。于是就以自己三年前制造的那个“被点穴暗算导致吐血”的说法为由头，自称宿疾突发、咳血加剧，以此为由提出辞职，并登报告知。于同年10月返回北平。

孙禄堂回到北平后，北平国术馆副馆长许禹生多次登门请孙禄堂出山，孙禄堂婉言谢绝。其间，尚云祥、邓云峰、张秀林、刘彩臣、马贵、恒寿山、刘斌人等常到家中向孙禄堂请益。切磋中，众人莫不叹服，叹孙禄堂技高不可测。据张文广记载，柏林奥运会后他写信向许禹生求教，许禹生在给他的通信中写道：“孙君禄堂气质超迈，功力弥深，以禹生所躬遇而目睹者，南北拳家固未见其匹也。51”

六、形解神化

孙禄堂的武功早已达到超神入化、与道合真之境，故其技击造诣为有清以来之第一人，被世人疑之为神。史载：“游戏三昧而诡奇”。孙禄堂与当时几乎所有的武林高手都有交流，在交流或实战比武中，未尝一负，亦未遇可相匹者，诸多史料中皆有记载。

孙禄堂回到北平后终日在家隐修，每天的功课：写字，练拳、修道，但家里人一般只能看见他白天写字，至于他练拳、修道都在夜间或凌晨，是不给人看的。平常很少与外界来往。但是凡有化缘的和尚、道士从院外的街上路过，他总能预知。

孙宝安是孙禄堂的孙子，据他讲：
“有一天我爷爷在屋子里写字，我进去玩。过了一会儿，爷爷说：‘你去看看咱们后院墙上有人。’我跑到后院一看，见有个人趴在墙头往院子里看。我有些纳闷，爷爷在屋子里是看不到后院墙的，他老人家怎么会知道后院有人趴墙头呢？还有每当街口有化缘的和尚、道士路过，爷爷在屋子里总是事先就知道了，让我们拿一些馒头到街口去等着。我们刚到街口，化缘的不前不后正好到。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次，孙禄堂的弟子、中国科举制度的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来家中拜访，快至中午时，刘春霖起身告辞，孙禄堂说：“快到吃饭的时候了，你走到哪儿去？在家里吃吧，你想吃点什么？”

刘春霖故意说：“老师，我就想吃咱保定府白运章的羊肉包子，可是您这没有啊。”刘春霖这么说，一是为了推辞，怕给老师孙禄堂添麻烦，二是他下午要去保定。所以故意这么说。没想到孙禄堂说：“怎么没有，你等着，我去去就来。”说着孙禄堂就出了门。

刘春霖有些纳闷，走到厨房看看，连面都没有和上，更没有羊肉馅，哪来的什么包子呀！但老师孙禄堂既然这么说了，自己也不好辞别，只好坐下来等着。也就半个钟头的时间，孙禄堂从外面回来了，左右手各拎着一个大笼子，里面各有8屉羊肉包子，那盖头上面有“白运章”几个字，掀开盖，包子还冒着热气。刘春霖惊的呆了，问道：“老师，您这真是咱保定白运章的包子？”孙禄堂说：“你下午回保定的时候，替我把这些家什给送回去。”刘春霖听老师这么说，就不敢再问了。

当年下午刘春霖启程，傍晚到了保定，立即赶到“白运章包子铺”，把这两个大笼子和16只笼屉送回，顺便说道：“这是今天孙禄堂老先生从贵号带走的，托我还回。”柜上的那个人说：“中午孙禄堂老先生要了16屉包子，吃的还好啊？”刘春霖说：“好，岂止是好啊，神妙！”

后来刘春霖回京后对人说了这事，说在孙禄堂老先生家吃了一顿神妙的包子。

根据老人们回忆，在孙禄堂晚年行止中类似这种奇事甚多，所以《近世拳师谱》（1935年出版）记载孙禄堂：“晚年行止气质迥异常人，世人疑之为神。”

孙禄堂虽然武功卓绝盖世，在当时武林中享有至誉，但他为人低调、谦逊，如无所能者，且总是暗中帮助他人，全然不顾及个人名利。

孙禄堂返回北平后，很多学校、机关都聘请孙禄堂去讲拳，但孙禄堂总是向校方推荐那些生活比较穷困的拳师，并谎称他们的功夫比自己好。可谓是善意的谎言。因为孙禄堂知道以这些拳师的水平，教授学校的学生们锻炼身体是绰绰有余的。

当时北平的国术开展的相对萧条，其中一些很有功夫的拳师生活的十分困难，孙禄堂除了给他们推荐工作外，还常常接济他们的生活，有求必应。据孙禄堂的女儿孙剑云讲，那时常有拳师到家里来，来的人无论认识与否，只要报出师承为实，就一定管饭，一般是两荤两素四菜一汤，临走还送给盘缠。孙禄堂不仅周济武林同道，对于一般人也常与接济。

有一年，孙禄堂返乡，临村有一妇女见孙禄堂回来，就问，是否在外面见到过她的丈夫，并告之她的丈夫已经几年没有音讯了，妇人说如果她丈夫年底不回来她要去改嫁。孙禄堂见状就对妇人讲，在外面是见过她的丈夫，还捎钱回来，是自己险些忘记告诉她了，并顺手拿出十几块大洋给那妇人，告诉她，她丈夫不久就会回来。妇人虽然拿到了钱，也从孙禄堂那里等到了自己丈夫的音信，但对孙禄堂心生暗怨，对人说：“若不是碰见问了，这钱就成孙禄堂这老爷子的了。”

孙禄堂闻之莞尔不语。这年年底，妇人的丈夫果然回来了，不过妇人的丈夫讲他在外面从来没有见过孙禄堂，更没有托孙禄堂给家里带过钱。于是夫妇两人知道原来是孙禄堂在救济自己。所以夫妇俩登门向孙禄堂表示感谢。孙禄堂诸如此类暗中救济他人的事情数不胜数。

1933年华北水灾，孙禄堂欲倾其家资赈济乡民。孙禄堂平日从来不管钱的事，用钱都是向夫人张昭贤要，夫人也很贤惠，向来都听孙禄堂的。这回也是如此。孙禄堂有个弟子叫雷师墨，是中国银行的掌印秘书，以他的名义储蓄会有些优惠和便利，在雷师墨的建议下，孙禄堂的钱一直都以雷师墨的名义储蓄在中国银行。这会儿孙老夫人找到雷师墨说要把钱都取出来赈灾，雷师墨认为都取出来赈灾不妥，雷师墨说：“老师的年纪这么大了，又辞去了各种社会职务，平时总是周济同道，总要留几个养老的钱。”孙老夫人觉得雷师墨说得有道理，于是回家就对孙禄堂也说了这番意思的话，没想到一辈子跟自己没有红过脸的孙禄堂，这回竟然动了气，孙禄堂拿着自己的铺盖搬到厢房去住了。憋了几天，孙老夫人憋不住了，又去找雷师墨。雷师墨知道老师从来不管钱，也从不过问钱的事，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钱。当时孙禄堂在中国银行存有六万多块大洋，于是雷师墨就对孙老夫人讲：“师母您把老师这六万块大洋分为两份存单，五万一份，一万一份，您就把这一万这份交给老师，五万这份您收好，什么话都别说。”孙老夫人说：“这行吗？”雷师墨说：“师母您放心吧，只要您不说，老师不会问您，要问也是问我。”于是孙老夫人回家，把一万大洋的那份存单往孙禄堂手里一扔，故意装着生气地回到自己房间。不久孙禄堂就让弟子雷师墨把这存单上的大洋全部取出来，回到家乡全部用于赈灾。

在此期间，经家乡完县政府请求，孙禄堂于1933年7月25日成立“完县国术社”，为家乡普及国术，即后来被称为所谓完县18侠，即这一时期的从学者。不久，孙禄堂接到中央国术馆聘请孙禄堂为中央国术馆第二次国术国考评判委员的聘函，孙禄堂婉言谢绝之。

1933年农历9月孙禄堂由家乡返回北平，一天，孙禄堂对夫人预言自己驾鹤之日，夫人大惊，遂命女儿孙剑云带孙禄堂去德国医院（今北京医院）作全面体检。孙禄堂笑道：“我身体无恙，去何医院。只是到时将有佛来接引，我欲一游耳。”夫人疑而不信，坚持要孙禄堂去检查，无奈，只得由女儿孙剑云陪伴去做体检。检查后德国医生史蒂夫说：“孙先生的身体无任何不良迹象，比年轻人的身体还要好。”归后，夫人又请名医孔伯华来家中为孙禄堂检查。把脉后，孔伯华说：“孙先生六脉调和，无一丝微瑕。这么好的脉象，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家人遂安。同年秋，孙禄堂再次回到故里，不食者两旬，而每日习拳练字无间。收县教育局长、画梅圣手刘如桐等18人。至12月16日早上（夏历十月二十九日卯时），孙禄堂对家人曰：“佛即来接引矣。”遂命家人去户外烧纸，嘱家人诵佛号。6点零5分，孙禄堂面朝东南，背靠西北，端坐户内，嘱家人勿哀哭并曰：“吾视生死如游戏耳。”一笑而逝。

综观孙禄堂一生，他对中华武术乃至中华文化做出了三个方面的贡献：

1、创立了武与道合的武学体系，即孙禄堂在自己所习形意拳、八卦拳、太极拳等十数家武艺（百数十种拳械）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大量的技击实践，提炼出直中、变中、空中的体用特性，经过一系列鼎革、融合与创制，建构了孙氏形意、八卦、太极三拳，使孙氏形意、八卦、太极三拳成为会通百家与道同符具有使技击立于不败之地的自主效能的武学体系的完备的基础。同时，孙禄堂以至高的技击造诣、卓绝的技击战绩和崇高的道德修养印证了这一武学体系的实效。

2、通过其武学，为中华文化最高范畴的“道”注入了新的蕴意与动力，为其赋予了主体性精神。孙禄堂武学显豁的哲理——极还虚之道为人类认知与实践效能开辟了一个新的自主升级的维度。

3、孙禄堂武学拓展并升华了中国武学的效能与价值，使之成为一门认识真我、实现真我的路径。孙禄堂以其登峰造极的技击功夫、精微深灝的形解神化之诣，印证了体用孙氏武学具有对人本来之性体与人格建构维度升级的效能。

此外，孙禄堂一生讲学各地，不分派别，不分辈分，受教者中有不少是孙禄堂的师兄弟、师叔、师伯甚至师爷辈的，孙禄堂泽惠众人而不求名份。对此杨明漪记载道“亲授三家精意于同人，自黎明谈至午夜，指画口说，无倦容疲态，十余日如恒。”

孙禄堂还常常把他自己在武术上独到的理法成就安放在他人名下，反过来说这些是别人教导给自己的。孙禄堂这种不计名份，不求自己一门一派的光大，而是帮助甚至扛着所有武术人共同提高、推动中国武术整体提升的做法，正如老子所云：“生之，畜之，生而弗有，长而弗宰也，是谓玄德。”

所以，陈微明认为孙禄堂就是“道”的化身。孙禄堂的这种境界在近代以来的武术家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也是庄子形容的圣人之德——“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孙禄堂正是如此。

孙禄堂生前所说的一些自己向他人请益的事例，其真实情况是“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曾子》）这是被诸多史实以及史料所佐证的。然而一些人总要利用孙禄堂的谦逊之言、策略之词作为贬低、甚至诋毁孙禄堂武功造诣和在武学上取得的成就的依据。反映出这些人认知的鄙陋以及心性的阴暗。

事实上诸多史料表明，当年唯孙禄堂的武功冠绝于时，其武学令“海内精技艺者无不望风倾倒”，而非他人。

有人认为，鉴于在孙禄堂的传人中没有谁的武功达到孙禄堂的高度，于是给孙禄堂扣上一定“有意不教会人”的帽子。

孙禄堂之所以独步技击巅峰，这并不是谁能教出来的，而是孙禄堂的天纵之才与他所遇机缘的巧合。如同耶稣的门徒中，没有人能与耶稣并立，释迦牟尼的信徒中论造诣也没有谁能与释迦牟尼并立，穆罕穆德的信徒中也没有谁的法力能与穆罕穆德并立一样，大宗师的造诣都不是谁能教出来的，其弟子们的成就不如他，不能因此就认为他不以真艺教人。即使是纯技术领域也是如此，如乔丹的学生中没有人在篮球造诣上超过乔丹，雷克森·格雷西的学生中也没有人在综合格斗战绩上超越雷克森·格雷西。

一些人利用各种讹传、制造谎言、诋毁孙禄堂这一现象，显豁的正是“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种人性中的阴暗面。

孙禄堂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武学领域里唯一的大宗师，

不仅体系性的对中国武学从技击效能到文化建设进行了鼎革立新、全面升华的构建，而且还造就了一批武学大师，如孙存周、孙剑云、齐公博、裘徳元、孙振川、孙振岱、陈微明、李玉琳、郑怀贤、胡凤山等。

孙禄堂的弟子中武艺绝高者甚众，然鲜有好勇斗狠者，而多以养正气为诣归。民国时期教学成绩最出色的几所国术馆的主要负责人和教学骨干大多出自孙门，如江苏省国术馆大部分教习、浙江省国术馆副馆长郑佐平、山东国术馆教务长李玉琳、湖南国术馆教务长顾汝章、上海国术馆的主任教习靳云亭等。至于孙禄堂造就的著名武术家、技击家就更多，除上面提到者，还有崔老玉、李老丹、张洛瑞、李老香、张玉山、张玉峰、曹秃领、肖又臣、肖玉昆、李敦素、肖格清、周仲英、支燮堂、肖汉卿、胡凤山、马承智、曹晏海、张熙堂、马德川、袁伟、窦来庚、陈敬承、任虎臣、金淑英（女）、刘桐贞（女）、宋长喜、徐铸仁、童文华、童麟珠（女）、李新华（女）、柳印虎、李庆澜、阎善益、谌祖安、张景淇等，他们或隐于民间而技击造诣深厚或在省级以上的国术馆中担任过教师工作。尤其曾代表中国参加柏林奥运会武术表演、1949年后曾任中国武协主席、成都体育医学院院长的郑怀贤，不仅武功高，而且在武术与医疗保健的结合方面做出开拓性贡献，被誉为“武医宗师”。对民国时期推广普及武术起了重大作用的还有章启东（上海国术馆创办人之一、上海中华体会总干事）。他们对中国武术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孙禄堂武学对近代一批重要文化学者的思想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马一浮、梁漱溟、沈钧儒、赵衡、严范孙、庄思缄等，在此不一一枚举。

综上，孙禄堂武功造诣卓绝，技击功夫独步当时，道德修养崇高，实践着迄今为止中国武学的最高境界，尤其通过建构主体性与必然性相统一的自主效能结构，开创了中国武学技理技法与武学文化的新纪元。因此，孙禄堂是中国武学发展史上武与道合的代表人物。

孙禄堂创立的武学体系极大的开拓并升华了中国武学的效能及人文价值，同时也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孙禄堂不仅培养了一批卓越的武术家，而且还助益了众多杰出的文化人才。因此孙禄堂对中国文化的继承、提升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独到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注:

《孙禄堂先生轶事》1934年由孙剑云、胡俭珍等编纂。

《孙禄堂武学录》“孙禄堂先生大事记”孙剑云编著（2001年1月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孙国义墓碑现在“孙禄堂墓园”内。

根据孙国义墓碑上碑文记载。

《拳意述真》“陈微明序”1924年出版。

《孙禄堂先生传》陈微明撰，发表在《国术统一月刊》第二期，1934年8月出版。

《拳意述真》1924年3月出版，孙禄堂将此“三层道理、三步功夫、三种练法”列在郭云深名下，但在郭云深其他传承者中皆未见此说，故应该是孙禄堂从学郭云深后，自己的心得。

《八卦拳学》自序手稿，落款1916年4月，《八卦拳学》1917年4月出版时未采用。

《八卦掌》1993年（英文版），作者郁文美。郁文美中国体育记者，她根据采访的当年健在的诸位八卦掌老拳师撰写了这篇文稿。

《世界日报》1934年2月1日“孙福全轶事”记载。

根据台湾武术史研究者周剑南对笔者所述。

同。

《国术名人录》“武林志”篇，1933年出版。

同。

此说源自马耀南。抗战爆发后，孙剑云途径济南时，与胡俭珍等拜访马耀南，马耀南对前来看望他的孙剑云、胡俭珍等言此。

同。

同。

据1934年1月28日《大公报》“孙福全传”中记载，又据《孙禄堂武学录》“孙禄堂先生大事记”孙剑云编著（2001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

《八卦拳学》“陈微明序”1917年4月出版。

同，又见于中央国术馆《国术周刊》（152期——153期合刊）“国术史”“孙禄堂”篇记载，中央国术馆1935年出版。

孙剑云言此。

中央国术馆《国术周刊》（152期——153期合刊）“国术史”“孙禄堂”篇记载，中央国术馆1935年出版。又闻孙剑云介绍。

同，又据李天骥言此。

据《拳意述真》“陈微明序”1924年3月出版，又据《孙禄堂武学录》“孙禄堂先生大事记”孙剑云编著（2001年1月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中记载。

杭州《民国日报》1929年11月10日“国术游艺大会筹备记”记载：“民初时，孙禄堂因师友之故，于天津武士会中与张秀林比武较艺，孙艺胜一筹，……”，又据《孙禄堂武学录》“孙禄堂先生大事记”孙剑云编著（2001年1月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记载。

《江苏省文史资料汇编》“孙禄堂镇江授拳侧记”一文记载：“国术馆秘书吴心谷说：‘孙师拳技高超，民初参加世界大力士比赛，获得冠军。英国《泰晤士报》曾以头版头条刊载此新闻’”。民初袁世凯政府期间，吴心谷是总统府译官处译官之一（外文翻译），译官处职责是翻译欧美日等国主要报刊的重要新闻并提交给总统。

参见《武学与武道——武者 武学 武道》第二篇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香港国际武术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繁体版，2022年10月出版简体版）以及知乎平台【武学与武道专栏】“孙氏太极武学的定义、原理、体系、法则与战绩”一文。

同上。

参见《武学与武道——武者 武学 武道》附录，附件1：“中国武学500年来发展概略” （香港国际武术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繁体版，2022年10月出版简体版）。

同。

杨明漪著《近今北方健者传》“孙福全”篇，1923年济南含英斋出版，杨明漪系李存义弟子，中华武士会秘书。

《祭孙禄堂先生文》陈微明撰，刊登在《金刚钻月刊》1934年第1卷第6期。

同上。又据《近世拳师谱》第65页“孙禄堂”记载“孙师一生术合于道，其武艺举世无匹，晚年行止气质迥异常人，世人疑之为神。”中华体育会1935年出版。

同。

同。

同。

据孙剑云回忆。

同。

据《中央国术馆史》“一代宗师千秋武圣”一文，张耀庭等编著，1996年出版。

据1931年11月7日上海《新报》“孙禄堂与李景林”一文。

《小日报》1947年8月21日“近代武术闻见录”一文，作者陈微明。

同上。

《谭延闿日记》第19册中华书局2019年2月出版。

《大美晚报》1936年12月31日“一龙二虎记”。

《兴华》第25卷第18期，第44页，1928年出版。

《江苏省国术馆年刊》江苏省国术馆1928年7月编印。

《绝顶出青云——武者武学武道》“第一篇第五章通乎道，形解神化：孙禄堂的夙愿”，（香港国际武术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繁体版，2022年10月出版简体版）。

同。

《江苏旬刊》为江苏省省政府的刊物。

《壮报》1933年3月22日“记孙禄堂事”。

杨世垣（1907年11月22日——1999年11月7日）言此，孙禄堂与日本武士比武的地点在杨世垣上海的住宅爱而近路(Elgin Road)6号。此外，日本目前尚存有当时比武摄影资料。

51《孙式太极拳剑》张文广序，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