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凤图与晚清民初的武术社会活动。

苦行僧

清末民初，民间武术社团蜂涌而起，许多武术家和社会人士都参与了这一活动。这是近代武术向现代武术转型的重要历史现象，也是传统武术完成其体育化进程的重要环节。这一现象已引起当代武术史研究者的注意，成为一个热门课题。马凤图是这一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

1910年（宣统二年），他在天津读大学时，受同盟会“燕支部”之命，与叶云表、张恩绶等人发起创立“中华武士会”，宣统三年正式成立。该会以提倡中华武术文化为宗旨，主张强身励志，发扬自强不息的尚武精神，以“中国之武士道”（梁启超语），对抗日本的“武士道”，同时也企图借此联络武林人士，扩大反清力量。会址设在天津自治研究所，成立大会在河北公园天津教育公会举行。当时，华北许多武术名流都曾积极参与中华武士会的创建，其中有太极拳家李瑞东、形意拳家李存义、八极拳家李书文、劈挂拳家肖公甫及天津地方人士高万合等，还有各家的高学弟子如形意郝恩光、李玉琳等，八极张德忠、霍殿阁等，劈挂沙子祥、马英图等，人物极一时之盛。中华武士会从筹谋到正式成立历时一年之久，马凤图做了大量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庚子拳乱”后，在重灾区的天津，许多人对武术怀有偏见，武术界自身又多宗派门户之见，某些武术人士江湖习气根深蒂固，所把大家聚合到一起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经马凤图与叶云表等年轻人的奔走折冲，终于促成这一当时北方规模最大的民间武术社团的成立，马凤图被公举为首届理事会副会长兼总教习。不久，他远走东北谋求职业，就基本脱离了武士会的关系，但他对中华武士会的创轫之功，在当时的京津武术界多有好评。

1925年，在西北军察哈尔都统署任参议的马凤图，受都统张之江将军之命，在张家口创立白刃战术研究室，并依托该室，成立了“新武术研究会”，以室主任兼任会长。当时，西北军首脑冯玉祥赴苏联访问，张之江主持军政大局，他积极经营张家口，力图为西北军创立一块立足之地。张之江对武术夙有兴趣，对兼资文武的马凤图非常赏识和敬重，郑重委托马凤图制定全军统一的劈刺教材；同时努力延揽武术人材，研究武术改革发展的新途径，力图使研究会成为一个实体，并逐步发展出一套可以推广到全国的民族体育训练和竞技体制。经马凤图举荐，研究会吸收了包括王子平、马英图、洪立厚、刘鸿庆、王桂林等一批武术（含摔跤）人材。研究会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南口大战”爆发后，西北军全军转入战争，研究会即陷于停顿。研究会存在期间，马凤图结合军用劈刺教材的编创工作，对古典刀剑武艺和明清以来流传有绪的陆合大枪体系，还有北方传统的棍法等，做了一次认真清理，取得多项成果。此外，对不久以后在南京创立中央国术馆的张之江将军来说，研究会实际上是一次实验，是一个前期准备，不仅是认识和组织体制上的准备，而且也是人员方面的准备。可惜“ 五原誓师 ”后，西北军主力转向经营西北地区。为联络西北回族地方势力，受冯玉祥指派，马凤图以代表身份先期出发，自此滞留陇上。因为这个原故，他未能参与中央国术馆的创立，这是马凤图一直耿耿于怀的憾事，也是张之江引为遗憾的事情。

1927年中央国术馆成立，是当代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标志，因为它是中国武术被正式纳入国家管理体制的开始。当时身在西北的马凤图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央国术馆的发展，与张之江、王子平、马英图等保持联系，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过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此外，他在西北地区积极推动国术馆的创立。

1930年5月他任青海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期间与当地武术热心人士王剑萍等发起创立省国术馆，由青海军政首脑任馆长，他任副馆长。这是整个大西北创立最早的省级国术馆，中央国术馆张之江、李景林等人都有专电祝贺。

1934年4月，他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创立了甘肃省国术馆，并曾出任副馆长、董事长等职。在他的支持下，甘肃国术馆在经费、设备和教师教材等方面都得到基本保证，曾先后举办三期学员班，培养了一大批武术人材，解放后活跃在甘肃和全国武坛的许多人，都是省国术馆学员出身。

西北军解体后，星散各地的西北军旧部多是当地国术馆的创立者和支持者，这与冯玉祥、张之江等一贯提倡武术分不开，但像马凤图这样创立了两个省级国术馆的并不多，这反映了他对国术馆事业的积极态度。

40年代末，马凤图一面在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担任武术兼课教授，一面创立“华斌体育学社”，主要以大中学生为对象，传授通备门劈挂、八极、翻子等拳械技艺及劈刺、摔跤、拳击等对抗性项目，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材。现任新疆武协副主席，对通备拳在新疆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的侯瑞盛先生，就是当年华斌学社的学员之一。
解放后马凤图曾长期担任甘肃武协主席，直到1976年武协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