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民国时期的技击功夫第一人？有史料为证。

苦行僧

写在前面：论述谁是民国时期技击功夫的第一人，似乎是一个没事找事的无聊的话题。然而事实上，这是任何一个体育项目都热衷讨论的一类话题，即谁是该项目的历史最佳……不久前拳击界的泰森该就这个话题炮轰了梅威瑟……

何以如此？

因为对这类话题的追索往往是从事这个项目者最初的情怀，以及其他人对这个项目关注的热点……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类话题正是该项目还具有生命力的表征之一……

所以只要是以事实为依据，而不是肆意杜撰，讨论这类话题并非没有现实价值和积极意义……

关于这个话题有人诘曰：没有人有可能跟民国时期所有人都比过武，所以，不可能有谁是民国时期的技击功夫第一人。

按照这个逻辑，放在今天就是，虽然奥运会是世界性的体育盛会，但是不是所有人，如非洲那些在荒野中善跑的人，都有机会参加，所以不能说博尔特是当今世界短跑第一人。

这个逻辑有没有问题呢？

作为概念可以成立。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口舌之辩，本章所论证的谁是民国时期技击功夫第一人，是指民国时期在史料中可考的那些拳师。史料中不可考者不在此列。

民国初期那20年是中国武术经过长期积淀产生的一次全面爆发，将中国武术成就推向其巅峰，至少是五百年来中国武术发展的巅峰。对比余大猷、唐顺之、戚继光那个时代对武术的认识，再看看民国初期孙禄堂对武术的认识，毫无疑问，在认识上产生了巨大飞跃，而且技理体系也更为完备，可谓发生了由术至道的质的升华。

1937年后，随着现代武器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经过二十多年外患内战，武术逐渐脱离了无限制技击的本位，演变为体育竞技比赛和健身运动。中国武术的发展从无限制技击转向现代竞技体育与健身运动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就实战技击造诣而言，抗战以后出现的武术人物其技击功夫已不足以代表中国武术技击的最高水平，而余、唐以前的武术人物又因缺乏确凿的史料佐证，难以对他们的技击造诣进行准确评价。如关于太极拳创始人的争论就是个例子，争论一百年也不会有结论。因此只有对清末民初时期的武术家和拳师进行考察最有代表性，既对当代有直接影响又有相对可靠的史料为依据。

有人问：什么是相对可靠的史料？

判断一份史料的可靠性，需要从五个方面进行考量：

1）史实性，有可确认的当年实物（文字资料或物品）作为证据。

2）时间性，相关史料与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同期性。

3）公信性，资料的公信性强弱分析与判别，如对当年报刊、杂志、个人的信誉的判别。

4）权威性，不是当年任何人写的东西都可以一视同仁，还要看出处的权威性。

5）互证性，史料之间能否互相印证。

史料符合这五性的程度越高，史料的可靠性越高，可被择取作为史实依据的价值就越高。

清末民初各个武术门派都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拳师，那么考察哪些拳师才具有代表性呢？

武术在民初时被时人划分为四大门类：形意、太极、八卦、少林。这种划分未必合理，但可以反映出这四类武艺在当时的影响力。相比而言，近代以来最有代表性的武术门类是：形意、八卦、太极、八极、披挂、查拳、通背、戳脚、翻子、心意六合拳、北少林、迷踪、红拳这十二大门派。

其中民初时期尤以形意拳影响力最为突出，几乎所有主要国术馆都将形意拳设为必修课。当时具有一定影响的形意拳拳家有车毅斋、宋世荣、李存义、李复桢、孙禄堂、尚云祥、王芗斋等。这里面谁的功夫最高、最具有代表性呢？

这个你说了不算，我说的也不算，要看当时的史料记载。按照当年史料记载来分析，显然在这些拳家中孙禄堂的武功最高，也最具有代表性。

依据在哪里呢？

1、《近今北方健者传》

2、《国术统一月刊》

3、《世界日报》

4、《申报》

5、《北平日报》

6、《江湖异人传》

7、《当代武侠奇人传》

8、《国术名人录》

9、《求是月刊》

以上九份史料，大一点的图书馆都可以找得到，如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去了就能找到。其它还有一些史料如《近世拳师谱》、《北派国术家掌故》等，虽然其史料价值并不在以上这些史料之下，但由于或藏于海外，或藏于民间，在这几家图书馆中未有馆藏，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口舌，在本文中没有引用。

《近今北方健者传》是1923年出版的刊物，作者杨明漪是中华武士会的秘书，他观摩过六十多门武术，所遇武术名家甚多，此书在编篡过程中他曾多方征求意见，该书出版后亦得到当时武术界人士的普遍认同，可以说这份史料对于上述史料可靠性的五个方面同时具备，相对而言，可靠度甚高。在这份史料中对孙禄堂的武功评价最高，如在例言里记载：

“老辈中现存者如翠花刘、程四、秦月如，中辈如尚、周、程海亭、李光普、定兴三李诸人，尤精粹中之精粹，至孙禄堂集三家之大成者，益不待言。”

这里翠花刘指刘凤春，程四指程殿华，尚指尚云祥、周指周玉祥，认为只有孙禄堂是集太极、八卦、形意三家之大成者。

又如该书记载：

“八卦、形意两家之互合，始自李存义眼镜程，太极八卦形意三家之互合，始自涵斋，涵斋于三家均造其极，博审笃行者四十年。”

这里涵斋是孙禄堂的号，由此可知孙禄堂不仅是历史上第一个合形意、太极、八卦三家为一体者，而且于太极、八卦、形意三家的功夫皆臻登峰造极的境界。

有人会说：《近今北方健者传》记载孙禄堂亲自讲：

“郭先生虎拳，一步可走三丈，罄予能仅及二丈五，先辈之难及，斯其一端耳。”

他们的目的是要以此为据，证明孙禄堂的形意拳的功夫没有达到登峰造极。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么形意拳冠军首先得是跳远冠军。然而，形意拳造诣的高低并不是比谁一步走的远，而是比技击制胜，比与道合真。因此有人想通过孙禄堂的这段话来否定孙禄堂的形意拳达到登峰造极之境，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站不住脚的。

此外，孙禄堂一向有敬师谦德，孙禄堂这么说、这么做是出自一种敬师之德，对此亦有旁证，如根据杨世垣所记，孙禄堂手提灯笼一步跃出三丈五尺。

又根据杨明漪的记载：

“请试之，果二丈五。是年孙已六十一岁，体不及五尺，貌清癯，骨如柴，腹如饿状，无努张之致，而力无穷也。”

由此可知，61岁的孙禄堂随时随地一步就可达到二丈五，说明一步二丈五并不是孙禄堂一步可达的极限，而是孙禄堂随时随地都可以控制达到的尺度。

有人还会讲《近今北方健者传》中对孙禄堂的评价只是杨明漪个人的观点。

然而事实上杨明漪作为中华武士会的秘书，在写此书时曾与众多同门交流过意见，有杨明漪与同道来往的书信为证，因此并非是他个人的一家之见。从当年武术界对此书的反映来看，《近今北方健者传》对孙禄堂的评价代表了当时武术界人士的普遍看法。

为此，我们可以再看看《国术统一月刊》上是怎么记载的。

《国术统一月刊》的主编是当年著名的国术记者姜侠魂，他邀集了当时一些武术及社会名流：胡朴安、唐豪、卢炜昌、徐致一、陈微明、章启东等倡办了“国术统一特刊社”。该刊创办于1934年，此时中国经过两次全国性的擂台赛和两次国术国考以及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国术比赛的检验，对于当时诸多国术家的造诣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和实践检验的考量。在《国术统一月刊》第二期中有陈微明撰写的“孙禄堂先生传”，其中记载：

“先生通易理及算数、奇门遁甲、道家修养之术，道德极高，与人较艺未尝负，而不自矜。喜虚心研究，老而不倦，所诣之精微，虽同门有不知者。盖先生于武术，好之笃、功之纯，出神入化、随机应变、而无一定法。不轻炫于广众，故能知其深者绝少。”

其中“所诣之精微，虽同门有不知者”一句写的虽然含蓄，但是已经清楚地表明孙禄堂的造诣是同门中其他人所未能达到的，即认为孙禄堂的武功造诣是同门中其他人所不及的。

有人可能会说，陈微明是孙禄堂的弟子，他自然要吹捧他的老师。这种推测如果对于别人也许可能，但对于陈微明则不成立。原因有二：

1、这时陈微明主要教授杨式太极拳，他没有必要不顾事实地去吹捧孙禄堂，如果这么做，对他有百害而无一利。

2、因为这时陈微明参与《清史稿》的编写工作，如果他写的东西明显不符合事实，将会影响他在学术界的信誉。作为历代士大夫出身、素有清誉的陈微明不可能这么做。

因此，陈微明不可能不顾事实地去吹捧孙禄堂。事实上陈微明写的这篇“孙禄堂先生传”是得到国术界和史学界的高度认同的。比如，当代著名武术史研究者马明达教授在为《纪念孙禄堂诞辰一百五十周年》所写的序文中认为：“我觉得在所有孙禄堂传记中，还要数陈微明先生的《孙禄堂先生传》写得最好，称得上是一篇平实真切、耐人寻味的武史佳作。”

写到这里可能还会有人不服气，他会举出《国术名人录》中金警钟关于王芗斋的文字，其中有“能深入形意三摩地者，只王一人。”但不要忘了，在该书中金警钟关于李存义的文字中有“遂入化境，因是技艺冠绝侪辈。”的评价。在《国术名人录》中金警钟把王芗斋列于郭云深的门下，因此在李存义的侪辈中自然包括王芗斋，而“技艺冠绝侪辈”是指在同辈中技艺第一，所以金警钟认为李存义的技艺高过王芗斋。

于是这里就需要探讨一下什么是三摩地？

三摩地是佛教用语，指即住心于一境而不散乱的意思。金警钟用在这里是形容**专注于形意拳的程度，而非指功夫造诣的高低。

毫无疑问，李存义的武艺冠绝侪辈，是当时武术界有影响的形意拳大师。而在当年有关李存义与孙禄堂究竟谁的武功更高的评价中，武术界普遍认为李存义的武功不及孙禄堂，认为孙禄堂的武功是形意、八卦两门的第一人。证据有三：

1、 在向恺然的《江湖异人传》中，明确记载：

“孙禄堂在拳术界的声名不减于李存义,论班辈,却比李存义晚一辈,论本领,据一般深知二公的拳术家评论，火侯还在李存义之上。”

关于《江湖异人传》，向恺然在该书的楔子中写道：

“这篇记事的材料,十成中有两成是我亲目所见,八成是得之诚实可靠的友人”，并强调“惟有记这一篇的事，不能由着我的笔乱写。”

因此，至少从向恺然主观愿望上讲《江湖异人传》是记实，向恺然在楔子中明确提出为他所写的文字负记实的责任，所以向恺然的这个评价反映的是当时武术界的公论。

2、1925年5月2日《申报》报道：

“形意、八卦之著者，首推孙禄堂”。

说明当时武术界认为形意、八卦两拳的功夫造诣以孙禄堂为首。

3、1947年5月6日《北平日报》“武林轶事”记载：

“近五十年间，集太极、八卦、形意三家拳之大成者，为孙先生一人而已。……所以他对于拳术所得，于三派中长幼两代，无出禄堂先生右者。”

“武林轶事”的作者郑证因是许禹生的弟子，广交各派，收集拳师事迹，对当时拳师多有了解，而且他并非孙禄堂的弟子，故具有客观立场。所言“三派中长幼两代”自然包括孙禄堂的上一代即李存义那一代。显然，按照当年武术界的公论，孙禄堂的武功不仅在李存义之上，而且无人能出其右。

此外，杨式太极拳传人张义尚喜好收集武术家事迹，在其《养生蠡则》中记载：

“形意、八卦，以孙禄堂为第一。”

张义尚还在该书中还记载，自董海川之后，唯孙禄堂掌握了八卦掌全艺。

综上可知，在民初以来的形意拳家和八卦拳家（即八卦掌）中，以孙禄堂的武功最高，其形意拳和八卦拳最具有代表性。

关于太极拳，在当年的史料中也有定论。在孙氏太极拳创立之前，当时社会上普遍认同杨氏太极拳。当孙氏太极拳创立后，社会上对孙禄堂的太极拳经历了一个认识的过程。

相对而言，武术界对孙禄堂的太极拳认识更早也更准确，如《近今北方健者传》中记载：

“太极八卦形意三家之互合，始自涵斋，涵斋于三家均造其极。”

说明那时武术界认为孙禄堂于太极、八卦、形意三家功夫皆臻登峰造极之境。但由于孙禄堂于形意、八卦两门成名甚早，名气、影响又极大，所以一般社会人士开始只以为孙禄堂是形意、八卦的第一人。然而到1932年各派太极拳的代表人物纷纷在国术界露面后，在浙江国术馆1932年出版的《国术史》中唯对孙禄堂的太极拳给予了“近世孙氏太极拳颇负时誉”的评价。至1934年1月29日的《京报》上更明确记载孙禄堂是“中国太极拳术唯一名手”。

民国初期的二三十年，武术的社会地位与关注度不断攀高乃至成为国术，与此同时武术家的事迹也成为社会及媒体关注的热点。如果一个不出名的拳师打败了当时媒体关注度甚高的武术家，然而该拳师在当时武术界依旧默默无闻——这种故事只会发生在今人编造的童话里，在现实中则不可能存在。这就如同2018年的中国足球队若踢赢了世界杯冠军法国国家队，而在媒体上竟然没有报道一样的荒谬。

当年媒体对一个武术家的关注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位武术家的功夫造诣在当时武林的认可度和影响力。因此，除了当年正式比武的成绩记录比这更为有说服力外，这完全可以作为考察当年武术家真实造诣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

比如被当今某些人称之为“天下第一保镖”的杜心五，其实他在当年并不无此称号，他甚至不被当时武术界关注，其功夫造诣在当时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力，如在杜心五的同乡向恺然1925年出版的《江湖异人传》和1933年出版《国术名人录》中皆没有收录杜心五。

尤其是《江湖异人传》的作者向恺然在日本留学时就与杜心五相识，但他在《江湖异人传》收录的武术名家有秦鹤歧、杨登云（刘百川的师傅）、孙禄堂等，而无杜心五。还有《国术名人录》的作者金恩忠与杜心五的弟子万籁声系六合门同门，不能说他们对杜心五不了解，但在《国术名人录》中他没有收录杜心五，直到1935年金恩忠写“续国术名人录”时，才将杜心五收录进来。

同样，通背拳的张秀林也是这种情况，除了张秀林的弟子吴图南在其《国术概论》中提到其师外，在其他有关武术家记载的书籍中皆没有收录张秀林。而吴图南的文字污点颇多，很多内容已被证明是他捏造的。

此外，《武当》2012年第8期刊登的《周祥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记载了周祥与张策、杜心五比武，皆轻取之的事迹。而在《近今北方健者传》和《国术名人录》中都记载了孙禄堂与周祥比武，轻取周祥的事迹。由此可对杜、张二位的功夫造诣得出一个基本判断。

同样被当今影视媒体大肆渲染的黄飞鸿、叶问等，在当时武术界并无什么名气。即使在广东本地，杨澄甫南下广州后，他在当时广东武林的影响力也大过黄飞鸿。叶问在当时中国武林更是默默无闻，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他与北派的著名拳师比武的事。

当时北派拳师南下广州比较有名的有杨澄甫、傅振嵩、顾汝章、陈微明、陈子正、李先五等，叶问跟他们当中的哪个比过武？难道叶问跟来广州不久就北返的万籁声比过武？不过笔者在当年的报纸中尚未见到相关的报道。

当今中国的一些电影电视打着历史题材的招牌，实际上完全是瞎编一气，使得当今中国文艺作品全无可信度，这已是一种普遍现象。

还有如今在上海本地大名鼎鼎的卢嵩高，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武术界中默默无闻，在目前可以找到的那时有关武术的报刊、书籍以及武术活动的报道中皆未见到有关卢嵩高的任何痕迹。因此，今天一些宵小捏造当年卢嵩高打了当时一些声名藉甚的国术家，完全就是痴人说梦而已。

在这里笔者并不是说杜心五、张秀林、黄飞鸿、叶问、卢嵩高等没有功夫，在今天看来，他们都是学有所成的拳术家，而且传人颇多，但是由于没有事实以及相关史料的支持，他们的功夫没有一些人编造的那么高明、渲染的那么神奇，今人宣传的他们的一些“事迹”并不真实，多为后人的杜撰之言。

下面谈一下孙禄堂与李景林。

台湾当代八极拳传人徐纪杜撰说“李景林谑称孙禄堂为‘小鹿’”，由此制造出一种李景林对孙禄堂十分蔑视的场景。然而当年的报纸记载却表明，李景林对孙禄堂极其敬重，以师礼事之。如在1931年11月7日上海《新报》刊登的“李景林轶事”中就记载道：“李景林之剑已蜚声海内，……纵横燕赵齐鲁间，罕可与敌，復遇孙禄堂氏，较技不胜，于是知内功练剑，实具有深化莫测之妙，遂以弟子礼师孙。……”

当年史料中类似上述记载还有一些，不一一枚举。

究竟是当年诸多报纸记载可靠，还是今人的所谓“传说”可靠？有良知者，不难判断。如徐纪讲的这类传说，任何人在一分钟内都可以编上几个段子。有人就是坚持要给这类“传说”开绿灯，其用意为何？读者不难判断。

我一向坚持评判历史人物必须以当年史料记载为基础，依据前面所述判断史料可靠度的五性进行辨析，才能得出相对接近事实的结论。而后人的种种传言多为杜撰之言，评判历史人物时不可为据。

那么近代以来谁是中国武术界技击功夫的第一人呢？

其实这在史料记载中早有定论——

根据1934年2月1日《世界日报》“孙福全轶事”的记载：

“孙之艺竟臻绝顶。”这里孙指孙禄堂。

程廷华认为孙禄堂的武功于“黄河南北已无敌手”。

又据《近今北方健者传》记载：“至孙禄堂集三家之大成者”，“涵斋（即孙禄堂）于三家均造其极”。

再如许禹生的弟子、热衷收集武术家事迹的郑证因在1947年5月6日、7日《北平日报》发表的《武林轶事》中记载——

“孙福全字禄堂，晚年别号涵斋，他是直隶完阳人，近五十年间，集太极、八卦、形意三家拳之大成者，为孙先生一人而已。……孙禄堂先生对于三派拳术，均有造诣，精心练者四十年，所以他对于拳术所得，于三派中长幼两代，无出禄堂先生右者。”

此外，从当年日本武士多次挑战孙禄堂，甚至在孙禄堂古稀之年，仍组团前来中国挑战孙禄堂，而皆以败北告终这一现象，亦反映出孙禄堂是日本武士眼中的中国技击功夫最高造诣的代表人物。因为中国的其他拳师从未在日本武士那里享受过这种“待遇”。

如《新中华报》1929年11月8日报道，因日本武士屡试屡败，故在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前日本武士又组团来华筹备与孙禄堂比武。

《新中华报》1929年11月8日（第二版）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汇刊》1930年3月出版

另据《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汇刊》（1930年3月出版）记载，孙禄堂先生截止到该汇刊成稿前，已经三次打败日本武士。

综合上述诸多史料记载可知，孙禄堂是近代以来的技击功夫第一人，达到技击的最高境界，这并非其后人吹捧，而是诸多史料中的确切记载，事实昭然。在近代以来的武术史中在技击功夫上无第二人能获得如此普遍的高度认同。

诸多史料对一个武术家的评价以及相互印证是考量一个武术家武功造诣的重要指标，尤其是在没有当年相互比武记录这类史料时，诸多史料记载之间的相互印证是构成人物评价可靠性的决定依据。所以评价当年武术家的技击造诣，必须以当年各方面史料记载为基础并依据笔者提出的辨析史料的五性进行深入分析，才能得出相对客观、准确的评价，而不能以今人的道听途说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