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武精神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苦行僧

与西欧尚武精神流行于贵族阶层、组成了骑士精神的主体不同的是，中国尚武之风则基本上流行于平民阶层。尽管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了以尚武为宗旨的武士阶层，唐代的尚武精神也一度成为文人的时尚，由宋至清，历朝历代的中央政权一直延续着重文轻武的政策导向。北宋政权明文规定对“设置教头，练习兵仗”的民间组织要严加取缔。元代为蒙古人统治，他们生性剽悍好战，对汉族人尚武却没有表现出格外的兴趣。明清两朝，由于城市的兴起，尚武群体开始向娱乐化方向发展，开始出现了一些武术的流派与社团，尚武之道渐露生机，但是，尚武之风仍处于在野的地位，武术一道也一直为官方所禁止。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与思想领域，虽然孔子也曾倡导“射”、“御”等尚武尚力的技能修养，从孟子到朱熹，尚“劳心”而轻“劳力”、重气节而轻技艺的价值观则一直为官方所倡，它业已成为中国人传统的心理积淀。于是，当西方尚武的骑士风范演化为贵族式的绅士风度，日本的古典武士精神成了“大和魂”之时，中国的尚武之习则开始在山林草莽的民间不断滋生，蔓延开来。

　　中国尚武精神的物质基础虽然较为多元化，如军事、狩猎、竞技等，但其最本源的物质基础则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武术。武术中所包含的哲学内涵、文化原则构成了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主体。

　　首先，盛行于中国尚武群体中的“礼”的观念代表着中国尚武精神中的一大价值取向。“未曾习艺先学礼”是中国武术的一向传统。孔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这种礼，也即一种对人的心灵进行内在的约束与外在规范的伦理观念。中国武者崇尚的礼，首先是习武者个体精神堆积规程化的理想形式，因为习武者的肉体经过多年的特殊修炼后，已具备了常人无以具备的攻杀、防身技巧，那么，习武者相应的精神价值也便随之有所更新，礼所具有的次序感和秩序性，往往成了习武者群体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礼的另一重含义则是它较为复杂神秘的外在仪式。作为一种重大的人生抉择，传统的武者通常很难回避拜师认宗、寻根祭祖的仪式。那种红纸递帖、吉日行礼、尊从师教、徒众互爱的场面与情境充满了中国式家族温情格调，洋溢着一种奇特的和睦与融洽之美。可以说，礼的观念，并没有冲淡武术的攻杀本质，也没有削弱习武者的勇毅精神，相反，它显示出了中国下层平民在失去良好教育前提下所保持的思想的高尚性、处事的严谨性、为人的自律性、交际的恭谦性。礼的等级苛限原则在影响习武者思维趋向的同时，更多的还是磨砺了他们的意志，使中国尚武群体在大是大非、大敌大友面前，更具爱憎分明的品质，在尚武群体自身的生存环境中，也更富有合作精神与和谐意识。
　　“仁”的观念是先秦儒家思想中与“礼”相并峙的另一大思维构体。孔子曾说过“仁者心有勇”、“仁者爱人”，把“仁”与“勇”、“爱”相互统一。传统武术的伦理思想中就渗透着很浓重的“仁”的精神。少林《拳经拳法备要》强调“道勿滥传”，应传“贤良之人”，《峨眉枪法》更是明确提出：“不知者不与言，不仁者不与传。谈元授道，贵乎择人。”把“仁”的价值标准奉为尚武精神之基础。

　　在武术技击的目的论上，武术也从不追求日本空手道所崇尚的“一拳必杀”的技击效果，更排斥西方原始拳斗、自由搏击式的血腥厮杀，而是以服人为上策，以打人为下策，以杀人为下下策。武术中最高技击术——点穴，不仅是中国武技的独有技法，也是“仁”精神的间接产物。少林秘典《罗汉行动功短打》记载道：点穴之法是“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是为了使人“心神昏迷，手脚不能动，一救而苏，不致伤人……”。可见，在尚武群体的外形内神之中都饱含着“仁”的思想。这种思想标示着东方儒者尚武人格的另一种精神素质，那就是它的仁爱同仁、拯济贫弱、扶助危亡、传导爱心的内在情结。

　　德的观念是中国尚武群体的又一种伦理信仰，“德为艺先”也被武界人士认同为千古不易的金科玉律。德的精神之所以能成为华夏民族，尤其是尚武阶层的崇高信念，与炎黄先祖的地域环境颇有联系。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曾说，“因为中华民族先居在黄河流域，自然界底情形并不佳”，为了种族自保，炎黄先祖终于在逐渐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选择了倡导团结、精诚合作、积极趋同有秩序的组织化与群体化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群体性生活规范内，个人的欲求、利益往往服从于团体的利益，群体生存的意义也往往被看作凌驾于个体生存的意义之上。那么，维系这个群体完整合一的精神纽带就是个体的伦理素养——德（道德或品德）。可见，德的观念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与华夏民族种族自卫、协力御敌、征服自然的生存选择有着紧密的联系。时至今日，西风东侵，华夏民族许多传统的信仰与观念正在接受西方文明的严厉冲击，尚“德”之风却能依然在尚武的华人团体中得以保留与延续，正说明了“德”的观念在祭祖念宗的意味上，在凝聚古风的含义上，更鲜明地以一种中华民族典型的淋漓元气、积极的攻伐之姿来表现出它应有的精神活力。正是这种“德”的感召作用，尚武的中华民众，一直在或隐或显地追求着“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武界三大德，实践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止戈禁暴”，“厚德载物”的生命理想。

　　尚武之道，历来就具有着积极进取、战胜强敌、征服环境、寻找自信、播扬威严等多重意义，正因为如此，一个国家与民族尚武之风的强弱，往往成了其国风民风强弱的象征。华夏民族的尚武之风也同样成了国家威望与威严的潜在标志。尚武的华夏民众，正是在尊崇古老而优秀的“礼”、“仁”、“德”等观念的基础上，保留着绵绵不绝的群体意识、团队精神和联聚力量。当华夏民族这种团队内核遭受到异族挑衅与欺侮之时，往往会产生出巨大的向心力和凝结力，同时也会激起尚武精神的广泛复苏，生发出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的新的联结力与爆破力。清人的进入中原，导致了汉人的普遍尚武，清初三大家的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不仅是反清抗清的积极参与者，顾、黄二人还谙习武术，精通技击格斗之术。清末，列强侵华已日益纵深，大江南北的义和团更是合力尚武、共御外寇，仅在1900年上半年的“数月之间”，义和团民已在“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以至于“自公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引发出一场广泛的爱国主义运动。

　　对尚武之风及其精神的明确倡导与认知，始发轫于鸦片战争之后，也同样起因于御寇图存。这一时期的尚武精神已超越了下层民众的范围，第一次为具有近代思想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予以提倡与宣扬。严复有感于国人少却“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而大倡“民力”、“民智”、“民德”之强悍。梁启超深憾“中国以文弱闻于天下，柔懦之病，误入膏肓”，呼吁要以尚武精神重新铸成“雄鸷沉毅之国民”。林纾也深悲中国从东汉光武帝以柔道治世以来形成的姑息柔弱之风，其济世之理想也是以阳刚之气振济国风民风。这种观点，反映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尚武精神初步的理性感知，形成了中国尚武理论的原始构想。

　　尚武精神虽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以崇尚军力、社会思潮的形式出现，但其本体却无以摆脱中国武术及其文化内涵对它的制约。在和平的时期，尚武精神以它尚礼、尚仁、尚德的道德与伦理精神联结着华夏民众的情感纽带，成了中华民族亲情意识与和睦精神的重要构体；在抗击外寇侵略的战争岁月，它又成了中国民众勇猛精进、御辱抗敌、大智大勇、众志成城的人格基石。整体而言，与中国武术文化息息相通的尚武精神显示着一种炎黄后裔荣辱与共、存亡一体、奋发有为、无畏不屈的传统意志，尚武精神作为中华民族伦理文化的有机成分，正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趋同归一的文化与心理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