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大多数人竞争的公平”
陈坤拍《诗眼倦天涯》前,徐浩峰给他布置了武术训练的功课,每天早上4点起来站桩,每天完成2000下固定动作。他准备充分,开机后,却没有一个镜头可以一条过,一拍就是十几二十条。那是天气最热的7、8月,他穿着盔甲每天来回打近百条。
同组的宋佳充当了导演和演员之间沟通的桥梁,她对不理解的演员们说,你们相信我,我拍过《师父》,那个电影就是这样拍出来的,“徐导电影讲的是规矩。”
2015年,宋佳参演《师父》,和廖凡找徐浩峰去聊剧本,廖凡话少,徐导话也少,那是一次非常安静的谈话。徐浩峰说,他对表演的要求是“法式低调表演”。
两人互看了一眼,没说话。宋佳心想,假装知道这个词,在导演面前别跌份儿。她理解这是一种优雅、含蓄、克制的表演方式,并且这么演了。可后来她琢磨,这根本就是徐浩峰的一个谎言,他瞎编了一个词,让演员印在脑子里。“我觉得这个导演是一个很厉害的心理学家,”宋佳说,“他是我合作的导演里面最会跟演员打交道的人。”
徐浩峰私下很少与演员来往,演员见他,总有一种紧张感。他懂得多,给的指令却并不具体,“人对自己没有办法完全琢磨透的东西会有一些敬畏,和莫名的服从,”任捷说,有时候工作人员也需要猜他是怎么想的。
在徐浩峰这里,一切有另外的解释。“法式低调表演”虽不是严格的表演理论,但它来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影评。
与他相识的人相信,即便无法完全理解,但徐浩峰有一套自洽的体系。在他所创造的故事中,语言、招式、人物和情节,解释权都只属于他。他输出内容,并不与人讨论。
徐浩峰的镜头大多是设定好的。《师父》中,宋佳演一场抽烟的戏,机位确定,景别就框住了,导演的指令往往是“左边再来一点”“视线再高一点”。有的演员会不舒服,觉得导演不信任自己的表演。他像“要求一个道具一样”,需要演员去配合机器。宋佳觉得,电影早就在他脑子里完全成型,演员只是把它打印出来,但“你既然选择了他,就一定要信任他。”
拍久了,陈坤琢磨,无数次的重复,削减掉了创作简单的新鲜感。徐浩峰会告诉他击打的原理,为何刀柄轻轻触碰对方膝盖头,你要打他上肩?侠客刀尖舔血的人生,没有飞檐走壁、上天入地,只有深思熟虑后的刀、掌、拳,一言一行都带着礼节和规矩的江湖。后期剪辑时,徐浩峰要求看清楚动作原理,哪怕因此放缓了节奏,“一定要是有道理的打,不是好看的打”,何思思说。
徐浩峰的电影里,练习管住了侠客,镜头管住了演员,规矩管住了江湖。人在受限的画框内,最终凝练成高密度的、仪式化的日常。
12年出版的影评集《刀与星辰》里,他写道,武侠片处理的焦虑是“礼崩乐坏”,文明的消亡。此书是他之前影评的合集,之后他做导演,不再写同辈导演的影评。这是他的规矩。
徐浩峰以影评人的口吻,称自己前几部作品为“社会结构电影”,故事至少涵盖几个阶层,不同群体在时代舞台上进退角力。习武之人不推崇暴政,他们是社会的仲裁力量,遇事先讲理,且有一个完备的人情体系去支持他们解决问题。一旦要打,功夫不再是单纯的视觉奇观,而是精神、情感和道义的载体。《一代宗师》开头,“功夫两个字,一横,一竖”,这是章法。
“那个时候我相信人情世故,人的哲学观是从你社会基本结构里生发出来的,”徐浩峰说,“一个时代的人他的思想有多么的巧妙,他的社会结构一定也相应的巧妙。当人的思考能力都很弱的时候,社会结构一定很粗糙,这是我讲的故事。”
一个作者终其一生在讲述一个故事,找到却并不易。看到的事再多,那也不是故事。“故事就是,我完全知道这个时代是怎么回事,”徐浩峰说,故事背后是世界观和哲学,“编不成故事是我这一代人的焦虑。”
父辈那一代人可以讲好故事。父亲是部队基层的五好战士,做过机场的飞机维护师、空军报社的记者、编辑,年轻时坚信的理念指导了他的实践,也取得了良好结果。虽然中年以后,父亲一下子看不懂了,但他人生大部分时间是清楚的,有主旨、有判断,所以有故事。那也是很好的生活。
图片
徐浩峰的人生有一个故事的开头。艺术教育让他相信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认为有明确的因果,明确的善恶。可80年代社会变革太快,新鲜的思想进来,还未被充分吸收成为养分,随之而来的物质主义彻底转移了时代重心,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化。故事失去了逻辑,“人在时代里面其实反应不出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他以写小说锻炼自己讲故事的能力,第一篇小说《流氓家史》写于1995年,大学三年级。故事开始于清末民初,是他姥爷父亲的年代,也是他能接触到的最早的历史节点。徐浩峰以此为时间起点,在小说里一步步写到当代,写姥爷父亲怎么变成姥爷那一代人,姥爷这一代怎么变成母亲这一代,而母亲这一代怎么变成他这一代。他记忆中的童年是小说的语境,在时代交棒的节点上,上一代的好人尚在,道德尚在。
小时候的北京胡同非常安静,人们以礼待人,“小学、初中没听过人说脏话。”夏天天气炎热,公共场合有大电扇,市民也少有去贪便宜的,太姥姥带徐浩峰去电报大楼避暑,很不好意思,还要找补一下自尊,说,这片地方其实是我们曾经的家。二姥爷李仲轩尊师命不收徒,就给徐浩峰讲江湖的故事,武馆的人不在街头打架,只在武馆内部处理纠纷,混混打架要封街,拿大车把胡同口一堵,不让人看见。这都是体面。
“中国真正的市民阶层,起码要在表面上表示自己不是市侩,”徐浩峰说。曾给他造成巨大思想混乱的80年代,之后成为了他作品最深的背景,幻化成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的动荡让社会走向失序。童年时平静度过的时光,让他故事中的人物葆有高贵的底色。
规矩是《倭寇的踪迹》里,武林人士不会占弱女子的便宜;《箭士柳白猿》里,仲裁人在职业与私仇中寻找公道的位置;《师父》里,武馆为生意要徒弟踢馆,师父为徒弟报仇可以挑战武馆。徐浩峰说,他电影里的规矩就是 “维护大多数人竞争的公平”。
影评人梅雪风写道,徐浩峰电影中的武人,不是被生存本能驱使的人,他们“比中国任何一部电影更贵族”。但他也不乏犀利地批评,徐浩峰把民国武林写成了理想国,“他喜欢的只是秩序本身”。
徐浩峰觉得自己大致明白了自己这一代何以至此,“我们这代人出不来有思想性的作品,对年轻人完全没有影响力,帮不上年轻人,就是因为80年代初那次文化洗涤,太肤浅了。”
《十三邀》里有一个场景,徐浩峰和主持人许知远坐在车里,路过北京的美术馆大街。他回忆起小时候在这里度过的时光,那时“人们脸上没有急躁的神情,到了90年代就变了”。许知远以他在节目中惯常的批判性逻辑说,现在年轻人的心态多着急,好像到了二十多岁就无处安放。
徐浩峰拍了拍他,“是我们这代把生活搞坏了”“我们制造了紧张,然后我们还埋怨他们。”
我已人到中年,过年看望老师,还被提醒“别太相信灵感。要啃下一个时代”。
——《武林琴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