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一代宗师”杨露禅、孙禄堂为何不考武举？

苦行僧

“武举与武艺是两种技艺”这一观点。这就像是考科举做八股和吟诗作赋文人是两种文人一样荒谬。八股文是非常讲究韵律和格式以及逻辑思维能力的一种作文形式，八股文写得好的文人也许不见得是一个好诗人，但是他绝对会吟诗作赋。简单来说，能考得上秀才的文人，他就一定会吟诗作赋；但是反过来，会吟诗作赋的文人真不一定能考得上秀才，因为明清秀才相对是最难考的。武举也是同样的道理，骑射与步射先不说，举石锁、拉十力弓、舞重刀对力量要求是非常高，能考得中武举，正常情况至少证明他在力量上是超过许多普通人的，那么这样一个武举人和一般拳师比武难道会没有优势？根据中国武术九段康绍远教授亲身经历，真实的比武其实就是“就抓、就摔，谁被摔倒了比赛就完了……当时我在场，没有一个用武术方法的：有以虚步十字手等待对方的，但是，一上去就是抓着摔，什么姿势也没有了，就是抓和摔。”而根据历史学家统计，河北地区在明清，尤其是清代，考武举风气很盛，而且中举的人数特别多。以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为例，武乡试录取名额全国840人，其中河北省（直隶）就有108人，其余各省最多也就录取60人。别说河北一省，仅河北沧县一地，在清代就出了248名武举人，完全可以称之为武举之乡了。沧县不但武举人出的多，还以30名武进士遥遥领先河北其他州县。而整个河北省在清代一共出了三十二名武状元，山西省只有五人。邯郸县志还记载“武科之盛，尤以咸同光绪为最一时。风尚所趋武生之研究弓箭，演戏技勇者大有雄飞突起之势……武举中式几乎每科必中，有且多在二人以上。”根据以上史料，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清代河北武风之盛，根本原因还是“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就像科举时代说某地文风很盛的原因是当地中举人、中进士人特别多一样。

所以，杨露禅、孙禄堂这些“一代宗师”之所以没有去考武举，主要原因并不是他们练的是武术，而非弓刀骑射；也许真正原因是以杨露禅、孙禄堂的武术水平，他们在清朝肯定是考不上武举的。在清代，确实是存在习武的鄙视链的。第一等的武术人才是考武举，第二等的武术人才开镖局，只有最次的武术人才会以教拳为生。鸦片战争之后，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市场，其中一个后果就是造成大量农民破产，而这些破产农民为了求生纷纷涌入城市，而这些破产农民到了一个陌生城市谋生，最大的难题就是找工作以及被欺负。而当时混乱的时局造成镖局业兴盛，急需大量有搏斗功底的青壮，因此，对于破产农民来说，习武一来可以不受欺负，有师兄师弟也算是加入一个团体取暖，二来，可以通过习武去镖局谋职。这就造成武馆行业的兴盛，也就使得杨露禅、孙禄堂等“一代宗师”有了安身立命的本钱。为什么说二等武术人才开镖局？这是因为开镖局是需要本钱的，最起码需要准备大车和牲口，这就不是一般人能预备起的；另外，镖局行业类似今天保安和快递公司，不但镖局里的镖师要能打，而且官面以及绿林也要认识人，毕竟开镖局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打架，要是保一趟镖就和绿林人打一架，死几个镖师，那么再多钱都不够赔的。更为关键的是真实的镖局并不是到处走镖，而是只走固定的一两条线路，比如大刀王五的“会友镖局”，就只走北京到张家口等极少数线路，这是因为会友镖局背后是张家口的大商行扶持。镖局不光保镖，也承接看家护院以及护卫业务，或者说在有镖局的地方看家护院和护卫业务都被镖局垄断了，原因很简单，镖局好歹有家有业，出了事能找着人，而民间拳师“来无影去无踪”，想要取得雇主信任是很难的。

简单说，除非在一座城市已经一两代人或者本人有大富商扶持，不然很难开设镖局。而从杨露禅和孙禄堂早年经历看，他们都是穷苦人家出身，并且从他们这一代才离开家乡去到大城市发展，他们既考不上武举，也没有资本开镖局，只能开馆教徒弟为业了。而教拳授徒最需要的不是真本事，而是知名度，这也就是为什么杨露禅和孙禄堂等人在今天成为“一代宗师”主要原因。事实上孙禄堂的小女儿孙剑云在回忆父亲生平时也不得不承认，孙禄堂最早学习的就是花拳，对，就是花拳绣腿的花拳。之所以孙禄堂学习花拳，大概是当时想靠花拳出去打把势卖艺，因为花拳非常适合表演。当时英国《伦敦新闻画报》还专门报道过花拳表演；

“表演者演示各种高难度的动作，在甲板上左突右冲，上下翻飞，一会儿向前攻击，一会儿又后退防守。乐队锣鼓齐鸣，为表演拳法者呐喊助威。”“年轻的武术家在展示他高超技艺时引来了观众们的一阵阵笑声。”

有好看的动作和“传奇”的经历，这样才能使得武馆“生意兴隆”，杨露禅和孙禄堂是深谙其中之道的，所以我们今天才会看到杨露禅、孙禄堂等人“留下”的各种“神迹”。比如杨露禅凌空漂移，雀不飞；孙禄堂速度快逾奔马，花甲之年击败五名日本武士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