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面朝天留本真——《澈堂鱼素》品札

饼饼

　     
  董国和（河北唐山）
  
        一个人发表文学作品，就像一个演员粉墨登场一样，有时还真难辨别他容貌的俊丑，因为其貌不扬者也可通过化妆变得光彩照人。而一个人发表的书信和日记，那就如同演员不化妆就登场一样，如果沒点真功夫，那就非出丑现眼不可，因为是素面朝天，是丑是俊可一目了然，没法遮掩也遮掩不了。读自牧的《澈堂鱼素》，我就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毫不遮掩地将自己置身于大庭广众之下，好坏丑俊，就得任人指点评说了， 为什么能有这种感觉呢？因为《澈堂鱼素》收录的500多通信札的200多位收信人中，既有文坛声名显赫的老将，又有初试锋芒的新秀，他们性情不一，学养各异，对文字都各有各的见解与品悟，而且对此还颇为敏感。这就好比聚集一堂的观众，虽然不能说都是懂行的名家，却都可以说出点儿门道来，既偷不得手艺，也做不了虚假。更何况这200多位收信人中，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明的暗的谁也说不清道不明呢。在这样的场合下他敢登场亮相，除了要有非凡的勇气，还得有过硬的本事。因为倘有一字一句失真，一行一篇不确，就算引不起轩然大波，也会让人说三道四，甚至会适得其反，反目成仇。而他敢将这些书信公之于众，还不粉饰不做假，原汁原味，合盘端出，如没有一点敢作敢当的精神，是断然不敢有此举动的。因为公开示众无非是由当初写给一人，已变为集体亮相，可以互作参照，进行比对，为人们评点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至于演技如何，效果怎样，那就因人因事而异了。如果没有一个真字，他也可能断无此为。不信么，且举他致杨栋之信为例。     
        


在《澈堂鱼素》中，一共收录了致杨栋先生的书信8通。信中文字虽有褒有贬，但褒多贬少，而且贬语与褒语相比，也显得很委婉含蓄。这当然很正常，也合乎交友之道，可视为是他的行文风格和为人准则。因为对杨栋这样的文坛高手来说，是响鼓不用重槌敲的，一点即可会心达意。文友之间，尤其是相交多年的老友，如只言好不言坏，或者见其错而任其为，那就不是真正的朋友，更非诤友和畏友了。他们年龄不相上下，在文坛打拼了几十年，可以说是无话不可谈，但有些话却又只能点到为止，否则就有好为人师之嫌了。也正因为如此，在说到杨栋的出书之事时，他才说：“但为了保证质量，我认为以每两年出一册为好！”说到书名，则云：“另外，你的书名要学一下孙老，可以从古典诗词中获得，以尽量避免流俗成‘乡村’色彩。”在另一通信中，还有“你的作品讨论会暂时不开，也好”的话。应当说，这种容易引起不快甚至反感的话，如不是出于推心置腹，一般人是不会说的。好坏凭君自为，何苦做此费力不讨好之事呢。这就是自牧敢直言敢担当的性情与性格使然。如果他是八面玲珑的滑头，见人说人话，逢鬼道鬼语，他就不会写出这些刺目之语了，又不是非写不可，大不了还可以绕开这个话题，又何苦多嘴多舌讨人嫌呢？如果只看此一处，没有对照的一面，还不能领悟其对人对事的真诚之心。他对杨栋有如此之言，而当别人问到他杨栋如何如何时，他又是如何来作答的呢？只有将此进行比对，他为人的真假才能显现出来。这就如同登台者只是一人，唱好唱坏是难作比较的，只有多人“同唱一首歌”，才可一见高低。在《澈堂鱼素》中，他给另外3人的3封书信也都说到了杨栋，且看他是如何写的，不妨作一比对：一是他在致孙桂升的第11通信中所言：“杨栋的《研究专集》已于近日收到，有点近似于我的那本《淡墨集一一自牧及其作品》，但书名《杨栋研究专集》太重了一些”；二是致方韧第4通信中所说：“杨栋读书并作文，的确有相悖的地方，他处在深山沟里，购书不那么方便，邮购是可以理解的，参加竞拍却沒有那个必要。另外，他编印的书虽多，但质量尤其是校对和印刷质量不精，这也影响了他的声誉。在县城中，杨栋出了那么多的书，绝对是个‘大腕’，但如果在省城，其感觉便可能大不一样了，自觉谦虚是必要的”；三是在致尤新的第2通信所讲：“杨栋兄绝对是一个大好人，在他那个小县城里也绝对是一个名人！故才有点浮躁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以上所引，都是有关杨栋的话语，而且都是在肯定其成绩之后才指出的缺点，可见杨栋已成为热点人物，才引起众人的密切关注。自牧也是有问才有所答的，其言自是各人有各人的见解，不可一律，也不能一致。像这样的热点人物在书中还有很多，我之所以拉出杨栋“示众”，是他排名在前之故。现在凡事都讲究排序名次，有前来后到之序，自然不能“越级上访”。解读这一文本，可看出自牧为人光明磊落的地方，这也是此书的可读之处。        
       何以这么讲呢？且看我的试解。在他致杨栋的信中所说的会“暂时不开也好”；在答孙桂升所问时说“但书名《杨栋研究专集》太重了些”，言虽有异，其意相同，只是不同文字的表达方式而已，但都是心欲所言，都是实话实说。同样，对杨栋说宜两年出书一册，也与答尤新问使用“浮躁”一语先后呼应。如果不是瞎猜，很可能就是尤先生在信中用了“浮躁”二字，他才借此作答的。在答方先生的信中，讲得也同样含有浮躁之意，只不过两人信的写法又不同，他的答语才各自有别罢了。有此，也就清楚他为何在前几封信中一再表示要参加杨栋的研讨会，虽然他对这种会并不感兴趣，只是想面对面的告之此语；现在会不开了，他才在信中“旁敲侧击”。此中苦心，恐怕也只有杨栋才能心领神会。假如他对杨栋只讲好话，对孙、方、尤三人却说非语，或者他将两方的信做了手脚，将其中关健词做了更改或调包，那知情者即便不予以揭穿，自牧的形象在他们心目中也已是掉了价，其“好人自牧”的名声也就有名无实了。而难能可贵的是，他有敢作敢当的大丈夫气，不管是对是错，我手写我心，既然沒有欺心妄语，也就原计原味的端了出来，让人们来任意品悟。这就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澈堂鱼素》可读之处。而能做到这一点，就缘在一个真字上。信中如有碍人之语，他如心中有愧，是可以不予示人的。这样就除了受信人知道，外人则很少能知详情了。他不删不改不做手脚，乃因为心中无鬼也。无愧于心才敢公之于众，这就是他一直让人敬佩的地方。因为同是一事，却在信中写出两种截然相反文字的大有人在，有的还是名家名人呢。 如果再将这几封信的写作日期加以对照，自牧之用心就更加可亲可敬了。他回复涿州尤新先生信的日期是三月十三日；回复北京方韧先生是三月二日；而回复北京孙桂升先生则是六月十三日。而给杨栋的呢，是六月二十六日。这就是说，当他从三位书友来信中发现都对杨栋有所关注，他才不得不向杨栋作了友善的提醒。这是一种道义，不如此就不能算是推心置腹的文友。既然书友们都有了这种感觉，自己也有了这种认同感，在其他人致杨栋的书信和网友们的帖子中，也都有此共识，他还装聋作哑，不作友善的提醒，就真的不够朋友了。当然说法要艺术些，以免让人另生歧义，也少些难堪，因为越是大作家对文字的敏感度也就越大。于是他才给杨栋的那封信中，有了那些委婉含蓄的文字。当然，他也可以用另一种写法，比如他将方、尤二人的信中之语如实相告，那他就可摆脱被人误解的干系，免得因杨栋不解其心而伤了情面，也许还可获“打小报告”之功。但那样一来，可就辜负了方、尤二君对他的信任，他也就非“好人自牧”了。   
     那么，“好人自牧”是否就是有问必答，来者不拒呢？当然不是。在《澈堂鱼素》里就有人向他问及一位“楚辞专家”的印象一信，他回答就做了敷衍。非不知其所闻也，而是耻言此事矣。为什么呢？这除了与读书写作无关，还涉及到个人隐私之外，再就是两人的身份也不对等。从这一点上来考虑，也即清楚他为何回答杨栋的问题肯实言相告了。因为一是创作之事，二是两人身份相当。多年文友，相互了解，不用说知言当言，就是有误言错语也不会“两头不落好”（自牧语）！记得他也回答过杨栋因个人私事所征求看法的文字，也是点到为止。生活之事与读书写作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也就有宜深宜浅之别。自牧他之所以能得好人之名，就是对此把握的非常到位，很明智也很清醒，做到了当言则言，当止则止，决不信口开河，所以这500多封信绝非是东扯葫芦西扯瓢的“闲言碎语”，有些写得还真是文采飞扬。比如在致天津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笫4通信的那“庭前草青花繁”六字，就让我眼睛为之一亮，至今口有余香；还有他在一些信中所写对自己的自责之语，如与对杨栋指误之语来对读，也证明他并非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于晓明先生在此书《编后记》中写道：“这本书是足以见证作者一年中文事活动与思想活动的一册写真之作”，其“写真”二字，的确是很准确也很到位的点评。500多封信，就如同500多张摄影写真，将自牧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一喜一怒，一言一行都用各个角度做了真实的录相直播，让人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自牧，这对于那些想了解他的人来说，就比读他所写的文学作品更容易，更直接，也更透彻。因为文学作品可以用来“包装”，而日记和书信却很难，也不易“包装”，因为它们都是写真纪实的。《澈堂鱼素》就是自牧的写真集，而且还是素面写真。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如识庐山真面目，还须走出此山中。也就是说，要识庐山真貌，必须走出山来，从各个角度和不同层面来观看瞭望。若识自牧真面目，也须从各个角度和不同层面来观看。而他的书信和日记，就是识别他的最好角度与层面。人们可凭此仔细认真地观察他，对他作全方位的了解。当然，这也因人而异，各人所看出和得到的印象也不尽相同，会有正面、侧面和反面的印象。但不管哪种形象，都是他这个人，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赏读《澈堂鱼素》，其实就是在品读自牧这个人。我读的就是一个真字，而且是素面朝天的真，这也是我写这篇文字的直接原因。但愿还有人能够从其信中读出其善、其美和其他的东西来，并写成分析文章，以让人们读后有所裨益。

    2023年金秋写于唐山百刊堂

垂杨书画院特邀聘艺术家张锡鲁先生赠刻鸟虫篆朱文印——“自牧”

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的自牧日记集《书事快心录》书影（孔夫子旧书网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