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人自牧，仁义自牧 赵鹤翔／（山东济南）

饼饼

          一个平凡的与人为善的业余作者

     上个千年的70年代末，我由下边调入省委办公厅工作。张炜大学毕业分来省委档案局工作。自牧(邓基平)则于1975年底顶替乃父来山东省委办公厅工作。三人同在一个大机关工作，却互不相识，但都热爱文学，在不同的床上做着同一个梦：就是那个多少代人也没有说清楚的，魅力和魔力诱惑人和折磨人的，无穷无尽又无休无止的，令人如饥似渴追求她、梦寐她的文学。
    张炜上小学的时候就爱上了文学，上中学的时候就动笔写文章了，散文、小说、剧本，什么都弄，还登上芦青河边的土台子拉京胡给革命样板戏伴奏。在那个年代，他写的文学作品是没有地方发表的。他不管发表不发表，只是一任生命外化和释放。写着写着，就填满了两大纸箱子。那还是在几年之后，我曾阅读过一点他请我阅读的他自己所谓的废稿；我也曾有机缘到过张炜的老家——第二个老家——龙口(黄县)临海的芦青河畔。张老太太曾往一张临窗的单人床底下一指：那两箱稿子就是张炜在参加工作之前写的。说着，老人家就要躬身去打开纸箱子。我良言劝阻，老人家还是打开了一个，我清楚地看到，那纸箱子上面的印刷体字是“青岛卷烟厂”五个大红字。我内忖：自己年届“天命”了，从来没听说过和见过一个人对文学的爱竟然爱到这个份儿上的，他能与文学结成如此这般的生死之交，文学就是他的命。张炜之于文学，文学之于张炜，爱和被爱，是生命的血型构成和融合。用现在最时髦亦最俗气的字眼儿来说，再学着《巴黎圣母院》阿西摩多的腔调来说，就是：“美，美，美!——酷，酷，酷!”
    自牧的父亲在省委机关工作了近二十年，因病于70代中期退休。自牧高中毕业后半年，便顺理成章地来到省委机关顶替了父亲。从此与甘草、杜仲、丹参们结下了同甘共苦之缘。自牧本来也是爱文学的，他高中毕业时，曾和文艺宣传班的同学们一起，带着自编自演的各式小节目，走村串乡，进行毕业汇报演出。从那时起，他就编快板词，写歌词……但他是孝子，很听父亲的话，强扭了本初生发的那颗对文学的爱心的嫩绿之芽。他对文学的爱，只守住和保留了记日记那片“自留地”。
       有一年，省委办公厅团委组织团员青年去爬泰山。我因过了“青年”的年龄段，不够“资格”，未能一起同行。不相识更不相知的张炜和自牧，在去泰安的夜行火车上，在登泰山气喘吁吁的盘山路的台阶上，他们相识了，谈人生，谈理想，谈志趣，谈爱好……他们相知了。可以说是文学的蜜，把他俩“粘”在了一起。
       看过泰山日出归来，自牧本来就有的对文学的爱火，被张炜的语言火热地点燃了，火苗子又开始闪闪发亮了，他先是从读书打根基的。就本人目力所及，在省城文友们的藏书中，自牧堪称较多者之一。他的藏书，有不少是属于珍本或冷癖之本。对于记日记，他视为如同布帛黍粟一样重要，于生命不可离开须臾。购书、读书、记日记，既是他文学起步的“三部曲”，亦是他在文学之路上持之以恒的“主旋律”。
       我由于不太喜欢党委工作文字的严肃、工整、规范，甚至于有些呆滞，辜负了党对我的信赖，主动要求离开省委办公厅，要求最好能让我去干我最喜欢干的文学工作，所以不久就到了济南市文联属下的《泉城》(现《当代小说》)编辑部。不久，在阅读张炜的小说稿过程中，才认识了失之交臂、相见恨晚的张炜。一天，张炜到我家说，走，去会一会咱省委的一个文学青年，他叫邓基平，在门诊部工作，住三宿舍西院，他是个老实巴脚的诚实人，坚持记日记已有多年，爱读书，写点散文什么的。说话之间就到了自牧家。两间平房，长方形，白天开着电灯，硬板床上躺着襁褓中的女儿——今天正在读大学中文系的邓晅(笔名自然)。自牧不善辞令，与巧言令色、夸夸其谈绝缘，一看就是个诚朴、忠厚之人，他身上积淀着并散逸出山东人特有的人文气息，第一次谋面，就给我烙刻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内衷释疑：是可以跟他交上一个好朋友的。多年以后，拜读了张炜的大作《文友自牧》，更加印证了我们初识留下的美好印象和质感。时隔二十多年了，我也相继结识了淄博的一批文友，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直到今天谈起自牧来，总是赞不绝口，他们都为本乡本土走出来一个“好人自牧”而喜悦而荣幸。张炜的认定，加上自牧的人生实践，双向融会，都认为张炜没看错自牧，自牧也没有辜负良朋的厚爱和期望。
       张炜、自牧同庚，都是属猴的，我长他们二十三岁，我们仨(当然还有不少年轻之于我的)结成忘年莫逆。我同他们在一起，身上平添青春活力，思想境界得以拓展，知识语境得以新锐。

       一个美好的勤劳的“务实主义者”

    自牧的人生正值“正午时分”。当今，正是他“夏收，夏种，夏交”的“三夏”大忙季节。其中的“夏交”不是指农民的交公粮，系指他为女儿交学费，给仍生活在孝妇河畔的老母亲交赡养费。自牧上对老人，中对兄嫂姊妹，下对女儿，皆谨遵孝道，是好兄弟，好父亲，好儿子。在邓氏家族兄弟们当中，在经济生活上他称不上富有，但在思想文化上，知书达礼上，他却是个比较“富有”的人。在这里，不能不说到他的气质。
     文人有文人的气质，武人有武人的气质，三教九流各人都有各人的气质。气质——这东西佯装不成，邯郸学步不成。从根本上说，许多是与生俱来的。虽然后天的学养、修德、性格、心理素质肯定有所滋补，有所嬗变，有人升华了，有人卑污了，但它们必然要自然地外化出来，袒露出来，但谁都不能把它藏匿起来。
       放眼自牧：浓密的头发，长方圆脸，双目有神；衣着很一般，谈吐也很一般，甚或有时吐字不清，显得木讷。在人群中，他从不发出骄纵惊妙之言以语惊四座招人转瞬垂目而获敬慕。
       如果说初次、初期接触他给我的直觉是这样，当他在山东大学作家班毕业之后，写作取得相当的成绩之后，编辑了相当数量的作品集之后，获得文学创作高级职称之后，他的基本气质不但没有因自身的增值而向“高贵”上扬，而且一仍老样子。细微观察，他的这种气质的底蕴则更加浑厚和雅致了。由此，我想到了“有容乃大”这句褒意成语。他与那种浅尝辄止、志得意满、不知天之高地之厚的人走得不是一条路。
    他尊师，敬重文化老人。在我与他的交往中，这是他给我的最突显的印象。他在山东大学上作家班的时候，凡是给他们讲过课的，直到今天，他一直一概尊而敬之，口称老师，人前人后一个样。他曾驰信与京华钱钟书、杨绛、汪曾祺；津门孙犁、王学仲；沪上郑逸梅、峻青、陈左高等大家拜师求教，悉心聆听教海，留心观察他们的行为方式，特别是对晚辈的平易近人的大家风范。他从宏观上深刻认识到他们之被尊为大师大家，普遍受社会人士所景仰之“所以然”。近几年，因家居与自牧距离远了，见他的次数少了，每见到他，都能从他口中听到某某老人的德劭懿行；某某老人的治学精神；某某老人的文学、艺术、文化方面的杰出成就；某某老人如何招得投师者的敬拜、倾慕。同时自牧还能把他由于心诚获得的题词墨宝搬出来，请你分享他的兴致、兴奋和难以言表的愉悦。
        看重朋友，重视友情，珍惜友谊，忠于友托，是他的又一人生笃信和个性特点。他给我的感觉是，他把友情看成是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必不可少、不可或缺的无形精神财富，而且是不可以用庸俗社会学“单价”去衡量和与之比较的。据我所知，他对故乡人自不必说，对山东老乡也不必说。在祖国大地上，山南的海北的，湖南的湖北的，几乎到处都有他的朋友，好朋友，甚至是莫逆之交。他之交友，以与人方便，有求必应，竭诚尽力，施恩不图报，受恩必要报为恪守。这些，都被他铭心履行。他把山东人所特有、共有的人文懿德撒布在许多外乡的朋友心中。自牧在一定的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为山东人——山东文化界的脸面光谱增添了诚朴、仁厚、执著的色彩。我的这些表面之识，许多都是从自牧的外乡朋友口中所得的。

        一个着眼于并热衷于“大文化”建设的行者

        这大概是自牧的气质和个性、才情、意境、语境的不逮——作为小说家的不逮所派生的吧。干文学这一特殊的行当，写小说，我从来不称赞他有多少属于创造意境、制造语境的才华，他不善于“肚里编”。的的确确，确确的的，他吃了“老实人”的亏!他几乎没有多少文学想象力和意象创造力，以及营造意境和语境的才能。对此，他是有可贵的“自知之明”的。他这个人，从来不强人所难，也不强己所难，能在广大的人群中给自己定位，正确寻找并扮演好一个角色，这又谈何容易!
       他越读书越冷静，深知做小说家不易，做真正的文化人亦不易。故而，他有了“自牧”的笔名。我则说他是“自由主义者”，“自己放牧自己的人，“自己管理自己的人”，“自己制约自己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谦抑自牧”。后来才知道，中国古代的“君子”们皆然也。他的书斋之名定为“淡庐”，取“淡泊明志”、“大味必淡”之意，做到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做到世上为人，为人一世，淡入淡出，顺其自然。我“以老卖老”的坏脾气对他时有发生，我有时也常来个“心理换位”——我要被这老头子这么不三不四地夹杂着花椒粉和胡椒面的话数落，能承受得了吗?!大概不能。我内衷是佩服自牧的“春风大雅能容物”的，虽然我并不太赞成他的“秋水文章不染尘”。
       记日记，他多少年来，一天不拉，拉下一定补上，已记下三四百万言的日记，变成铅字的也有二十五六万字了。他的日记内容大体上可分为:国际国内省内政治文化大事；读书札记；生活阅历；人际交往，其中包括友人书札和友人交往价值、品位等等。他的日记，以诚实、善良、真美为宗，短小为本，朴实无华。大事，他只记大时代背景；读书，记下著名作家的睿言隽语，一见之得；生活阅历，记下自己重要一点的人生步履，生活画面，景致色彩，以及它们所给予的一定的人生感悟和启迪；人际交往(友札来往)多记友情厚重，朋友的精神给予等等，因此他的心灵得到了清流朗风般的洗涤梳理，受到了霞光普照的暄暖和涂染，精神意志受到石上水下的磨砺。在怎样做人上，特别是在做一个文化人上，他自觉地当成自己写日记的主旋大律。“吾日三省吾身”，他虽然没有，也不必达到曾子般的虔诚，他在我所认识的青年作家中，如此这般地自我惕励，他是勤勉者之一。就这样，在今天不少人于做人的大主题上“跑了调”的特定阶段，他的手，扶住了不锈钢管做成的，向生命至高点攀登的阶梯。
       我曾幼稚地问过自牧，你又不是知名度很高的人，你的日记能有多少“可读性”?他并不介意我这不知“大明池水浅”的话，他请我读了关于日记的一批文章后，我方才知道：日记，本是文学的一个支脉。鲁迅的《狂人日记》不是文学，不是大文学?问题是能不能把它看成是文学。由此我和不少搞文学评论的同道对自牧与日记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在山东，对日记文学的认识度，虔诚度，执著度，实践度，成熟度，他是最为突出的一个。就凭他持之几十年如一日的坚韧不懈，许多人是无法与他比肩的。
        自牧不仅仅喜爱日记文学，坚持记日记；他纵观中外古今，特别是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学史，认为许多文学大家差不多都与日记有缘。于是，他就现身说法，提倡日记文学，并力主联系国内同好，与友人自费创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全国性的《日记报》。本人隔三差五地读了十几期，觉得档次相当高。对于日记文学，采撷了不少名人名家的名论；就日记主题，刊发了当今许多名人大家的华章；表彰了中年作家洞察社会人生的老辣笔触；鼓励了初学写作青年们的嫩绿的芳馨。如此坚持了多年，在当代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思想文化的大潮中，自牧在这片园地辛勤耕耘所流下的汗滴，涌入了这一大潮，大潮的激荡畅响，亦有自牧汗滴所奏出的弦音。我曾自忖：日记文学这片处女地的拓荒者、播种者、收获者，不管是自牧也好，还是今天尚未发掘出土的另外的大家隐居者也好，具有宏阔之心又兼细心的文学史家(研究者)，恐怕不会不提到“自牧”这个名字。
       自牧的散文以记事为主，兼有些许抒情，很少发慷慨激昂之宏论，缺少应该具有的或厚重的深沉，或肆意挥洒的纵横捭阖，拘谨有余，舒展不足，比较晓白平实，属质朴美文散章。
       自牧还是一位业余“编辑家”，由他主编的小说集、散文集、诗集、报告文学集、书画集已有一百多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人们的思想在极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新一代青年在基本上没有乌云的蓝天白云的大政治环境下成长起来，“创作自由”的宽松氛围，一天天在向“六合”大度纵横拓宽加深，文学的教育、认识、审美三大功能，在生活中越来越被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新生代所自觉领受和实践；文学创作手法、流派，天天都在嬗变，月月都在出新，年年都有新的气象，新出作品之多，与人口“计划生育”形成两极化发展，一年等于过去某个时期的二十年。总的说，这当然是好现象。百花齐放总比一花独放好；百家争鸣总比万马齐喑、万籁俱寂好。
      自牧的辛勤劳作，适应了目前文学图书出版市场的需要;弘扬，或者说普及了“大文化”建设的现实;培养，或者说佑护了业余文学爱好者、业余作家(也有专业作家)的文学兴致，文学花果;给正规的作家群(如果今后还一如既往的话)培养和输送“后备军”作了预备役训练，说不定在哪一天，他们当中也许会跳出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呢….
    自牧的勤劳，我自愧弗如。在这里，我想到了“善人自牧”一语。仁义之心，支撑起他的仁义双腿和仁义双手，必将走过他的人生的仁义之路。仁者爱人，仁者向善。我寄厚重于“好人”、“善人”，并希望他能赋予“仁义”二字以更为崭新的内容。

     2004年春写于山东省委四宿舍寓所


      赵鹤翔（1933∽2022），文学评论家、书法家。曾在《大众日报》副刊部、中共山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多年。国家一级作家，济南市文联创作室主任、《泉城》月刊副主编。出版有《赵鹤翔论文选》《闲得集》等。晚年移居加拿大生活了十六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