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牧的交友之道 董国和（河北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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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自牧与孙桂升的书信集《南北集》,不由地让我想起了水泊梁山上的宋江和李逵。他们相距近千年,无法纵比也无法类比,但在交友之道上,自牧先生与宋江却颇有相似之处,那就是能容人也肯容人。如果说宋江和李逵都因行侠仗义而走上梁山之路的话,那自牧和孙桂升却是因书而相识相知的。是书使他们成为道友,也因书才南北飞鸿不断,随之也就有了这部“书简式书话集”《南北集》,有了他们相交十几年的争辩与故事。
       不只是山东的爱书人,就是天南海北与自牧打过交道、有过交往的爱书人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将他都称之为“好人自牧”。这个称谓与当年宋江被江湖好汉们尊称为“及时雨宋江”一样,是一种爱戴,是一种敬重,也是一种认可和与他交往过的亲身感受。这也是我将他与宋江相比的一个根本原因。如果他没有宋江那种容人的雅量,他是不会赢得这种口碑的。
        自牧性喜淘书读书藏书,又写得一手好文章,一手好书法,更爱编书校书,肯为他人作嫁,至今已编辑出版各种杂著百余部,职称为一级作家,同时又是一家机关医院的负责人,职务不低,名望颇高。而孙桂升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爱书人和老会计,在与他相识之前,既无文章发表,也无著作出版,可以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色。假如他不与自牧相识,即使藏书再多,也不会为人所知的,更不用说有著作出版了。这就有点像李逵,如果他不与宋江相识,不受宋江的提携,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地方的泼皮而已,是上不了梁山,也修不成正果的。
        孙先生快人快语,心无芥蒂,口无遮拦,好臧否人物,且不加掩饰,豪爽之气颇似李逵。他在作家中颇为敬重茅盾先生,真可以说已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而自牧先生对茅盾却另有看法,这其实是很正常也很平常的事。本来么,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各有所好,就算是对同一作家都有同感,但在其一篇作品上也可能各有所见,而这就须求同存异,才能维护彼此的友谊,并在友谊的不断加深之中逐渐达成共识。但他眼里揉不进沙子,心中藏不住话语,多次在信中向自牧表达了对茅盾的敬重之情,见自牧回信中不置一词,便一连数信之中都言语相“逼”,非让自牧直接表态不可。那直言相向的架式,颇有点李逵在大庭广众之下痛数宋江之过的味道。而自牧却依然故我,用“王顾左右而言他”之法,将不辩即辩的战术发挥的淋漓尽致,最后终于使他参透了此中的奥妙,彼此更加深了理解:“是自牧兄的好脾气,有雅量,才维持了这么久的频繁通信,换了另外一个人,也许早就‘拜拜’了。”这是孙先生在《与自牧相识的前前后后》一文中的一段文字,是感悟,也是发自内心的由衷之语。当然,这也是自牧不争即争使他获得的悟性禅机。
       书友相交,与普通人社交一样,难免有磕磕绊绊之时,而读书人因精通文字,能从一词一句中品出他意,因而也就比一般人相处的难度更大些,磕磕绊绊之事也自然就会多一些。如一方无宋江那样容人的雅量,都似王伦那样的小肚鸡肠,自牧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书友文友了,更不可能与孙桂升先生频繁通信长达十几年之久。“好人”之“好”在其雅量之大，雅量之大来自他胸怀之广和学识之深。他的心胸像大海,那你即使是一股带有泥沙的浑水,他也可以将你容纳,然后再使你变得纯净透明起来。
       不辩之辩是自牧处置争辩的一种妙招,也可以说是他交友之道中的独家专利。对于孙桂升之辩，如与之论战,其信可写得长达万言,也可以写得言词激烈,让对方难以承受,如此就使得双方都浪费了精力,也可能因一语不合而分道扬镳,这样的事可以说是司空见惯,随时都有,然而分之容易合之难,即已拜拜,便很难言谢,这也是当忍则忍的可贵之处。而自牧真正做到了这一点,虽然有时也很委屈,甚至有点不服,但因他的涵养有度,深知能吃亏者方为英雄好汉的道理,他也就因这一时之忍而成为了最后的胜者,继而成为了智者仁者善者。
       交友之道是门高深的学问和艺术,它需要付出，需要放弃,还要能体凉和忍让;它需要以心换心,需要雪中送炭,更需要直言相告和坦诚相待,而这集中于一点,那就是时时刻刻要真诚。这一切,自牧先生都做到了。他将久觅不得的《无为集》割爱送给孙桂升先生,他的放弃让生平最爱书的孙先生如愿以偿，从此也开始了他们之间的马拉松式的书信来往;当朋友出书以及孙犁研讨会资金紧缺时,他慷慨相助，显现了他仗义疏财的侠义之风,也让人们领略了当年宋江豪爽的古风流韵。好书名就如好名字一样难求难得,但当书友徐明祥因书话集苦无好名而犯愁时,自牧却将留以自用的“书脉集”拱手相让,从此，《书脉集》也就成了徐先生的第二本书话集的名字，这段“让名”美谈也随即留存于书友们的心中……正是有了这一桩桩一件件看似容易,但又让常人难以做到的小事,他才赢得了“好人自牧”的美誉,成为书友们可以信赖、可以诸事相托的大哥。由于自牧为人处事的高谊古风,与他相亲相近的爱书人、读书人也越来越多,我想是一定会超过当年梁山泊那一百零八位好汉之数的。

         2006年春写于河北唐山百刊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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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国和，1948年生，河北唐山人。曾任唐山市开平区群艺馆、唐山矿文艺宣传队创作员。从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在《新文学史料》《中华读书报》《出版史料》发表文章多篇，出版有《闲读乱弹》《开卷二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