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期鹏撰文：《“率性”孙丰田》——垂杨书画院二二四年文化活动纪实（097）

莱芜在线

11月30日，垂杨书画院总策划、《山东写作》执行主编张期鹏在自牧院长、杨文学秘书长的陪同下到著名书法篆刻家、垂杨书画院特聘艺术家孙丰田的工作室进行了全面细致地采访，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精心撰写出了《“率性”孙丰田》一文，今日隆重推出，以飨广大书画爱好者。

孙丰田，1954年出生，山东济南人。篆刻家、书法家、民俗文化学者。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企业家书画协会副主席、济南市工商联文联副主席、济南市工商联文联书协监事主席、声动齐鲁咏诵联盟书画艺术特邀顾问、垂杨书画院特聘艺术家。

“率性”孙丰田


我还没有见过一个像他这么蔑视等级富贵的人。如果回到魏晋，也许会有。像隐于竹林的嵇康，打铁，清谈，就是不与权贵往来；像坚定决绝的阮籍，宁可醉酒六十天，也不愿与王亲联姻。

当然，要将丰田先生与他们简单类比，是十分牵强的。我所看到的是他们的共同内心，是那种跨越千年、绵延不断的丝丝缕缕。比如对于现代人最为沾沾自喜的财富，丰田先生除了自己居住的那所房屋，似乎别无所有。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没有退休金、养老金，没有社保，没有医保，也就是说没有基本的、稳定的生活保障。但他并不以之为意，他说自己要是得了什么不可救治的疾病，绝不去医院花钱买罪；他说自己一切认命，随缘。因此，比起嵇康、阮籍来，他活得更加通透。我觉得，我们可以将那些赞颂魏晋人物的“率直任诞”“清俊通脱”之类，用在丰田先生身上。他是当得起这样的赞美的。



但丰田先生毕竟不是嵇康、阮籍，与他们相比，他没有那么多名士风雅，也从不刻意追求那些。他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是居于这个城市一隅的芸芸众生、凡夫俗子，每天都要面对衣食住行的考虑，柴米油盐的烦琐。比如那天，我们约他一同出个远门，他就因为生病的妻子需要照料，无法离开；甚至就在他家附近一个小酒馆的晚饭也没去，因为他要给妻子炒菜做饭。他们相濡以沫几十年，他所承担的不仅是责任与义务，更多更深的，是我们普通人共有的那种质朴、深厚、持久的情感。他的情感是炽烈的，对家人如此，对他所倾心的艺术，更是如此。也许因为太过痴迷，加上他对许多所谓“常理”“公论”的不屑一顾，他的艺术追求是独特的，甚至常有“出格”的“偏见”。这突出表现在，他拒绝人云亦云，或者狗尾续貂。他活出了一个独特的自己，也成就了一个艺术的自我。我常常想，这应该是他既遵循艺术规律，又始终率性而为的结果。率性，是他生命的底色，也是他艺术创造的源泉。用他自己话说，就是“我一辈子好玩”。这是自嘲，也是自信。能够做到这一点，没有对多如牛毛的俗事、俗物、俗人的抛却，没有对等级富贵的轻蔑，显然是不行的。他只尊重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欲求与情感，这是“率性而为”的基本前提。要不然，何谈“率性”？怎敢“率性而为”？1954年，丰田先生出生在一个普通又不普通的家庭。他老家泰安山口，父辈为了谋生来到济南，在剪子巷一带落脚，学习手艺。他的父亲，后来成为济南剪子巷最有名的“打铜”匠人，打的铜壶、铜盆、铜碗，铜勺、铜烛台、铜手炉之类，远近闻名。但因为性格耿直，屡屡被人诬陷、排挤，一气之下撂下了这门手艺，去了济南水箱厂工作。丰田先生的童年，就在那个环境里度过。长大以后到普利街小学、济南三十九中读书，1972年高中毕业。他有次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他小学时不懂事，初中、高中全程“停课闹革命”，算是一个基本没在学校待过的“中学生”。他说他的那些有限的知识，都是跟社会学来的，街坊邻里和那些大街上的手艺人、生意人，才是他真正的老师。在性格上，他几乎“完美”地传承了父亲的秉性，那就是不吃屈，就是不论对什么人，都是“一言不合”，即“一刀两断”。

因祸得福的是，那时候上小学还兴写“大仿”，这使他较早地接触了毛笔和墨汁。也许是因为出身“打铜匠”家庭的缘故，他的身上也积存了不少艺术“细胞”，让他从很小就对书法有了朦胧的兴趣。后来上中学，虽然不大上课，但学校的“光辉思想宣传队”却很热闹，他不仅成了宣传队中的一员，还成了学校黑板报的主力。更加幸运的是，他在1970年刚刚进入高中不久，就认识了后来成为他的恩师的著名书画家、美术理论与鉴赏家、京剧评论家刘如璞先生。那是他真正接触书画艺术和书画家的开始。丰田先生记得，当时如璞先生正不得志。虽然他是著名书画家周养庵先生、吴镜汀先生的弟子，是北平京华美术学院的高材生，是1947年就拜倒在齐白石先生门下的齐门“小门客”，浑身上下都是才华，但或许是因为太过信奉白石老人对他“画画是要受得住苦，还要守得住穷”的教诲了，除了艺术，一无所求，对人对事，傲骨铮铮，因此难以圆滑于世。尤其是他待人坦诚、率真，常因口无遮拦而得罪别人，不时把自己逼入困境之中。这种性格特点，铸就了他如张伯驹先生所说的“如山似水乐仁智，璞玉浑金知性情”的艺术境界，也深深地影响了丰田先生。他在少年孙丰田的心田之上，同时种下了艺术与率性的种子，日后都将生根发芽。高中毕业后的丰田先生，经历颇为“丰富”。他干过建筑零工，当过中药加工厂工人；去过北京漂泊，也在济南的街头游荡。直到1977年11月，才作为城市特困家庭中一个待业青年，招工进了济南汽车标准件厂，一干十年。进厂之初，他沾会写大字的光，进了厂里的政工组搞宣传。但率真的秉性，让他无法忍受工厂机关那些条条框框，于是自愿下车间、当钳工。钳工的工作虽然简单，但工厂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却极其复杂。每遇冲突，他总是站出来为受屈的工友抱打不平，于是成了一个不受领导喜欢的人。不过，他也乐得从此领命“病休”，少了那份约束与闲气。时光一晃到了1989年，他还是因为字写得好，进了外商独资的翰林印务公司。没想到进入公司之后，他没有被安排去搞黑稿设计，反而被老板相中，先去学习开车，成为老板的专职司机，后来又兼管公司的后勤事务，成了老板最信赖的人。要知道，那个年代，司机与后勤可是一个单位最有实权的角色，人人羡慕。可是丰田先生干了不到三年，就离开了那里，并且从此成了“无业游民”，一直到今天。那一年是1993年，屈指算来已经三十一年了。这三十一年间，他当然没有闲着。他为生存与生计奔波，更为艺术不断求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那一年开始，他才真正拜倒在了艺术的门下，成了完完全全的艺术“门徒”。从1993年到2003年，十年时间，他几乎与刘如璞先生朝夕相处。在画室，他给如璞先生铺纸、洗笔；外出写生或者参加笔会、展览，他就陪伴如璞先生鞍前马后，直到先生因病去世。他从如璞先生那里获得了丰厚的艺术滋养，也如影随形般映下了如璞先生的独特个性和艺术品格。这就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他早年学书也是汉隶唐碑，后来却直追金农。因为作为“扬州八怪”之一，冬心先生的书法风格与前人大异其趣，他以扁笔作隶写楷，憨厚质朴，奇崛果敢。看起来，似乎是求奇求异，实际上是一种强烈自我意识的表达和蔑视一切的勇气。我们从丰田先生那些如铁笔横扫竖刷的笔画中，可以明显看出这样的性情与气概。这也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他的篆刻初学各种风格，最后独慕白石老人，并且专攻其晚年独用的“单刀法”。这绝不是他要以白石老人的再传弟子自我称许，同样是因为性格使然。白石老人曾说：“世间事，贵痛快，何况篆刻是风雅事，岂是拖泥带水，做得好的呢？”“我八十多岁，还可仿丁钝丁刻小名印，但终嫌小技，不愿做裹脚小娘。”在丰田先生那里，在石面上单刀直入、横冲直撞，一笔下去，裂石崩痕，是多么潇洒奔放、痛快淋漓。
那天，在丰田先生那间地下储藏室改造的窄小书画室里，我们看他当场为我正在建设的“鸿儒书院”治印，一下子让我想起了白石老人弟子胡絜清的描述：“看齐老人刻印是一大享受，他一不用笔在石头上起墨稿，而是先打好腹稿，想好了后，直接握刀刻下去；二不用印床，而是一手握石，一手持刀，全靠腕力；三不来回转石头，而是先刻竖道，石头转一次九十度，再刻所有的横道，刀永远直着走，不走横刀；四不回刀，一刀成功。”我不敢说丰田先生的治印与白石老人完全一致，但那天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分毫不差。看着他“一手握石，一手持刀”，把全部神思与力量都聚集到了那方小小的石面上，你会感觉到，那不是一个几厘米见方的石面，而是一个阔大无比的世界；那间狭仄的画室，一时间也通体透亮，变成了一个思绪可以任意飞扬的充盈、阔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