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淄博辉煌的两任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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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讷言

         现在，淄博烧烤火了，而且经久不衰，这与淄博市委书记马晓磊科学施政，善于经营有关。淄博的繁荣与两个重要人物“爱商亲商”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两个人物，一个是当今的淄博市委书记马晓磊，另一个是清朝的刑部尚书李化熙。
        最初的时候，淄博的周村处于南北、东西交通的十字路口上，路口上有几家开店的人家，人称周村店。后来这里立了集，集市就在北极阁南边一带，周围乡村的粮食、蚕茧、家庭作坊里出的土布、丝绸，都来这里交易，四方赶集的人越来越多，逐渐有了一些固定的店铺。这些店铺越建越多，一直向南建成了一条街，人们就叫“大街”。此后，街市又逐渐向外膨胀，到了清朝初年的时候，这里已经是方圆数百里之内的商业中心了。
        当时的大街，做买卖的人多了，定居的人口也就多了起来。自明代开始，周村由普通村聚逐渐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工商业城市。从清朝时候起，周村开始走向繁荣，便是有名的商埠，享有“旱码头”“金周村”“丝绸之乡”之美誉。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这样描绘：“康熙乙亥间，周村商贾云集，趁墟者，车马辐辏”。相传，1775年乾隆皇帝南巡时路过周村，正逢正月十五。大街一带各商号张灯结彩，旱船、狮子、高跷等各种扮玩，毫不热闹。乾隆看到这些，龙心大悦，亲笔御书赐周村“天下第一村”。
        嘉庆六年(1801年)《长山县志》记载：嘉庆三年有人描述当时周村的繁荣，“周村烟火鳞次，泉贝充，居人名为旱码头。码头者，商贾往来停泊之所，若汉口、佛山、景德、朱仙镇之属。”周村还有闻名全国的五行(丝行、粮行、钱行、布行、杂货行)、八作(丝绸、铜器、木器、浆麻、腿带、首饰、毡帽、剪锁)等，成为“百货丛积，商旅四达”的“巨镇”。清代中叶，外地、外省客商纷纷来周村设立商埠，如章丘旧军孟氏家族开设“八大祥”商号，山西与陕西商人开设汇兑票局、会馆，经营酒醋业，张家口皮货商李氏，江南客商经营漆、水果和化妆品等消费品。尤其是1904年，周村与济南、潍县同时被开辟为商埠以后，成为鲁中工商业重镇，以至近如青岛、济南，远至京、津、沪、广的商人来此做生意。街内有鸿祥茶庄、瑞林祥布店、福东百货店、天宝银楼等老字号。民间流传“山东一村，直隶一集”“金周村，银潍县”“大街不大，日进斗金。”而当年商业贸易繁荣景象的周村城建代表，便是现今周村古商城景区。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县里在这里设了“二公衙门”，派出专人收征市税，有些不三不四的人既不下力种庄稼，又无心智做买卖，依仗自己是当地人，就向外地来的客商要吃要喝要“使费”，半讹半抢地“吃大户”。后来愈演愈烈，衙门里的差人今天拿一张纸说是内务府的文告，明天拿一张纸说是府衙里的文书，挨个店铺敛银子，真是税如牛毛。市场上有些恶人强行充当“驵侩”，向卖货者索要“介绍费”。许多客商只好下了门板，不敢贸易。有些外地客商只好降价销售，打算处理完存货离开周村。
         就在这时候，清朝的刑部尚书李化熙回乡探亲了。他家住傅家庄，经常到街市上闲逛，和客商、乡亲们聊天，得悉了周村街上的这些事情，心中非常忧虑，回京后便向顺治皇帝禀告了这一情况，建议皇帝下令，免除周村市税，让商人们安心做生意。顺治皇帝说：那就免一天的市税吧！李化熙当即叩头谢恩，心里却想，一日无税怎么能保长期繁荣呢？他想来想去，心中有了办法。夜间修书一封，第二天派心腹飞马直奔周村。家中接信一看，立即刻了一块五尺石碑，立于市中，上书“今日无税”四个大字，并晓谕众人，奉谕立碑，违令者严办。一时间，周村街上无人再敢收税了，那些巧取豪夺的当地人也不敢胡作非为了，周村街上做买卖不收税的消息越传越远，四面八方的商人都赶来周村设立铺号，贸易越来越兴盛了。
        淄博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陶瓷之都、琉璃世界，商业发展起来了，人气也就旺了。达到了工商业一起发展的局面。
        现在的淄博市委书记马晓磊与清朝的刑部尚书李化熙相比，更加善于科学施政，更加爱商、亲商。疫情期间，山东大学把100名大学生分到了淄博各区，淄博各区好吃好喝伺候着，疫情过后，各地的经济依然不能很快回暖，而淄博却迅速走向了正常，这与100名山东大学的学生的广泛宣传有着密切的关系。山东大学是山东省的第一学府，学生的素质是非常高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他们都能够熟练使用现代化新闻媒体，经过他们一宣传，淄博的热度就上来了，能不火吗？这个时候，马晓磊书记适时提出了：“交警是负责疏导交通的，而不是负责罚款的；城管是负责帮助客商摆摊的，而不是没收秤杆的；80岁以上的老人是可以免费吃饭的，而不是无依无靠的”非常人性化的新政策。所以，淄博在疫情过后很快就繁荣了起来。我女儿是一名淄博市的教师，她觉得现在的工资发放非常及时了，这就是淄博经济走向繁荣的表现。祝愿淄博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创造中更多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