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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莫言(原标题:中国人习惯把虚伪当诚实!)
鲁迅先生通过阿Q揭示了部分“国民性”,鲁迅先生还用他那些匕首般的杂文,揭示了中国人的虚伪。这是更为普遍的“国民性”。
因为虚伪,我们口是心非;因为虚伪,我们亦人亦鬼;因为虚伪,我们明明爱美人,却把美人说成是洪水猛兽。更为可怕的是,长期的虚伪,形成了习惯,使我们把虚伪当成了诚实。我们明明满口谎言,却并不因为说谎而产生一点羞赧之心。
这就来了,明明我的儿女公费留学后全都不回来了,我还是理直气壮地批评那些不回来的留学生;明明我的儿女在国外过着花天酒地的好日子,我却义正辞严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性;明明我们知道教材里许多文章是假话空话,连文章的作者自己也不相信,但我们还是逼着孩子们当成真理来学习。
问题还是回到我们的教育目的上来吧,我们的语文教育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要学生能够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我们要培养的是思想“健康”的接班人,并不需要感情细腻的“小资产阶级”;我们恨不得让后代都像一个模子里做出来的乖孩子,决不希望培养出在思想上敢于标新立异的“异类”。有人鼓励在自然科学领域标新立异、发明创造,但似乎并不鼓励在**领域里标新立异,更不希望发明创造。由此决定了我们要通过语文教育达到政治教育的目的。于是,语文就变成了政治的工具。
于是,我们的孩子们的作文,也就必然地成为鹦鹉学舌,千篇一律,抒发着同样的“感情”,编造着同样的故事。但是他们写给同学的信却是妙语连珠、妙趣横生。可见孩子们也知道,为上的文章,必须说假话,抒假情,否则你就别想上大学;而写给朋友看的文章才可以自由挥洒、吐露心声。如果我们的这种教育方法真能把我们的后代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那就这样搞下去吧!但事实恰恰相反,孩子们在上学期间就看出了教育的虚伪,就被训练出了不说“人话”的本领,更不必说离开学校进人复杂的社会之后。
仔细一想,我们的孩子用两种笔调写文章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是继承了传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那些孩子,用一种笔调写应试的八股文,用另一种笔调填词赋诗写小说。做八股文是正业,关系到个人前程;填词赋诗写小说是副业,是野狐禅。《儒林外史》中鲁编修家的**,发现自己的新婚夫婿只会写诗根本不会写八股文,气得当场昏厥,可见不会写八股文连漂亮的**也不会爱。
那时的文人,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的,大概有两种情况:一是屡试不第,绝了科举的望,于是就通过文学的方式来抒发心中的愤懑,譬如蒲松龄;二是科场得意,官场不得意,被贬到天涯海角,但饭还能吃饱,闲来无事,就写诗填词,发泄感情,打发岁月,譬如苏轼。当然流芳百世的是他们的诗词小说,而不是让他们金榜题了名的八股文章。当然,考中了举人进士的人成千上万,但大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了名字,蒲松龄的名字却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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