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禄堂当年一个避客托词让一些门派的人兴奋了近百年。

苦行僧

1928年4月，孙禄堂应南京国术研究馆（后改称中央国术馆）之聘，担任该馆的教务主任兼武当门门长。于1928年4月下旬途径上海，被上海武术界多个团体挽留多日，5月上旬到达南京的国术研究馆，5月11日，国术研究馆举行欢迎该馆主任孙禄堂的大会暨该馆开课典礼。斯时馆中收到针对孙禄堂的匿名毁谤信，孙禄堂得知后立即退还聘书、挂冠而去。虽经极力挽留，孙禄堂坚辞不就。鉴于孙禄堂在武术界的威望极高，张之江为了把孙禄堂留在国术馆体系内，火速与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建商议，成立江苏省国术馆，务请孙禄堂来主持。1928年7月1日正式成立江苏省国术馆，孙禄堂担任教务主任（后为董事、副馆长兼教务长），实际主持馆中一切事物。因此，除了国术馆的管理与教学外，各种事务性的应酬也随之增多。但是孙禄堂始终没有放弃修炼形解神化的夙愿，因此每日都需要有一定时间的静修。于是，孙禄堂就编造出一个托词，借此作为推却一些不必要的应酬，以及随时能够抽身于俗务的借口。

这个托词是什么呢？

就是对外讲，自己被人点穴暗算了，造成吐血，虽然通过自己打坐和陈微明念大悲咒得到基本恢复，但今后随时都有可能复发。复发时，需要静养，不能被打扰。

孙禄堂让他的弟子周作孚把他这个所谓“被人点穴暗算造成吐血”之说公布到报纸上，广而告之，为他今后辞却一些俗务作为托词，事先埋下这个伏笔。

有人诘曰：孙禄堂给自己编这么个借口，就不怕影响自己在武术界的声誉吗？

一个志在修行形解神化者，求的是心性的彻底自由，追求这种自由首先就要不被任何名誉利益所束缚。因此，自己的武功造诣在武术界的声誉如何，自然不会成为影响孙禄堂修炼形解神化的一种羁绊。

此外，孙禄堂早就在武术界享有至高声誉，如在1923年出版的《近今北方健者传》中收录了自董海川、杨露禅、郭云深、李存义、程廷华、杨班候、郝为真到孙禄堂、尚云祥、李文彪等这样三代拳师，其中对孙禄堂武功造诣的评价最高，不仅认为他在武术文化上的贡献功与禹侔，而且认为他的武功造诣更臻集之大成、登峰造极之境。因此，武功方面的声誉早已不是孙禄堂所在乎的事。陈微明记载孙禄堂“先生盖通乎道，形解神化。至于武术，殆其绪余，游戏三昧而诡奇，融化各派，旁及九流，无不研钻而精思。”

《金刚钻月刊》1934年第1卷第6期

有人问：既然孙禄堂志在形解神化，为什么还接受中央国术馆的聘请来南方，隐居在家中修炼形解神化的功夫，这不更省得劳这些神吗？

其实，早在孙禄堂从总统府退休时，就已经有了打算出世修行之想，但是由于家里发生了巨大变故，造成他不得不兼顾家庭现实问题与实现自己夙愿这两者。

1923年出版的《近今北方健者传》“孙禄堂”中记载：

“是年孙已六十一岁，体不及五尺，貌清癯，骨如柴，腹如饿状，无努张之致，而力无穷也。所述各家拳理拳势极博，拟皆著录尚未也，近有出世之想，亦未决。”

这段记载与孙剑云当年所言相吻合。

孙剑云讲过三件事：

其一，孙禄堂在去国术研究馆（后改称中央国术馆，下同）前，经常与一关姓者，家里人叫他“关大叔”一同修炼道功。这位关大叔每次到家里来即与孙禄堂在一间房子里一同修炼，一连几天不出屋，也不许任何人看。后来有一段时间这位关大叔没有来，有一天关大叔的孩子来到孙禄堂家，问关大叔最近来过没有，孙禄堂讲：“最近你父亲没有来过，你们也不要找了，你父亲走了。”

其二，孙禄堂在接到国术研究馆的聘函后，没有立即回复，后来讲了句“俗缘未了”。

其三，孙禄堂晚年对家人预言自己去世之日，这时家人垂泪不已，孙禄堂厉声说：“哭什么，要不是为了你们，我早就走了，不会等到现在。”

显然，这里孙禄堂所言“走了”不是指尘世间的离家出走，而是指形解神化。

那么孙禄堂是何时开始有此形解神化之志的？

在1934年由孙禄堂的弟子胡俭珍等人整理的《孙禄堂先生轶事》和1934年2月2日在《世界日报》刊载的《孙福全轶事》中都有记载：

在孙禄堂20多岁时，他听从老师程廷华的建议云游各地，寻访各地高人、隐士交流。在川楚交界处遇一老者，老者道服,姓张，轻功高超，老者见孙禄堂天赋极高，劝孙禄堂随其归隐修道。当时孙禄堂怦然心动，但考虑到家中还有老母需要奉养，故婉言谢绝。在这次接触中，老者授以“节食养气法”，此法大概属于辟谷养气一类功法。

所以，孙禄堂出世的缘分在他青年时就已经埋下了根由。又根据《近今北方健者传》中杨明漪的记载，直到孙禄堂61岁时仍没有放弃这个夙愿。

于是问题来了，这时孙禄堂的母亲已经过世，孙禄堂为什么没有下决心出世修行呢？

据孙剑云讲，这与孙禄堂的季子孙务滋的突然去世和次子孙存周的意外伤眼有关。

孙务滋是孙禄堂最寄予期望的孩子，自幼接受中西双向教育，原本考上留美预科，因曹锟贿选总统后，其政府没有立即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因此这届留美预科学子就无法马上开赴美国，需要等待中国政府被美方承认。在这期间，孙务滋在上海太仓中学当兼职教师，教授英语和体育，由于当时学校没有女体育教师，孙务滋在练习高低杠时，因该器具长期没有专人检查维修，故杠子突然断裂，孙务滋落杠时被绣铁扎破肋部。事后又因大意未及时进行处理，感染破伤风。于1922年不治去世。

孙务滋的去世对孙禄堂刺激甚大。

紧接着1924年，孙禄堂的次子孙存周因意外事故伤及左目（与比武无关），孙存周是职业武师，伤一目后，眼睛看物体对焦失准。孙剑云讲，有一次她要下楼，孙存周想拦住她，结果却没有拦住。

这两件事使孙禄堂感到现在还不是自己出世修行的时候，家里的事还割舍不了，这个家还需要他撑着，因此暂时打消了自己出世修行的念头。大概这就是孙禄堂后来对其家人讲：“要不是为了你们，我早就走了，不会等到现在。”这句话的缘由。

所以，孙禄堂以年近古稀之龄最终接受国术研究馆聘请，南下传授武术三年余。

那么一个多年有志于形解神化者在应国术研究馆聘请南下后，如何在尘世中延续自己形解神化的修行之志呢？

孙禄堂自然要考虑到这一层，而且他必然会预有随时能抽身俗务与俗世的大致方案。于是就有了孙禄堂到上海不久（1928年8月上旬），编造出自己遭到点穴暗算受伤吐血这一“窘事”。这样以后就可以用伤情复发、需要调养的名义辞却一些不必要的俗务乃至适时适势脱离红尘。相关史料及具体论证见《绝顶出青云 武者 武学 武道》第一篇第5章。

当年孙禄堂为自己能在红尘中继续其形解神化修行的谢客之词，竟然让一些人，尤其是杨氏太极拳的一些传人兴奋了近百年，因为这是他们唯一可以不通过他们继续编造那些讹传而是利用孙禄堂自己的谢客之词而把孙禄堂的武功声誉拉下来的“理由”。

有人问：杨氏太极拳传人们编造了哪些有关孙禄堂的讹传？

答：很多，篇幅关系这里暂且例举三个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

其一，他们杜撰说，中央国术馆原本设立的是“太极门”，因为杨澄甫身边事多，一时去不了中央国术馆，于是改由孙禄堂当替补，孙禄堂去了中央国术馆后，把“太极门”改为了“武当门”。后来杨澄甫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解决完身边的事情后，到了中央国术馆，这时才知道孙禄堂已经接替了自己的位置。于是张之江提议，让杨澄甫与孙禄堂比武，赢的留下，输的走人。杨澄甫为了不跟他的这位盟兄抢位置，主动放弃比武。孙禄堂为了表示自己不能高过杨澄甫，也辞职而去。故事编的有声有色，但通篇都是在瞎编。那么何以说这是瞎编？有关史料证据及论证见微信公众平台《武学与武道》上的“中央国术馆设立过太极门吗？”一文。

其二，他们杜撰说，当年中央国术馆聘请杨澄甫去教太极拳，每月月薪500大洋，聘请孙禄堂去教拳，每月月薪300大洋。以此暗示孙禄堂在武术界的地位不如杨澄甫。他们还把这个谎言塞进1996年由张耀庭等人主编《中央国术馆史》。而事实上，中央国术馆就没有聘请杨澄甫去教拳，杨澄甫怎么可能去中央国术馆领取每月500大洋的月薪？相关史料及论证见微信公众平台《武学与武道》上的“杨澄甫从未在中央国术馆任职”一文。

其三，他们又杜撰，杨健侯死后，杨澄甫关门6年苦练功夫，6年后开山门，很多拳师登门找杨澄甫比武，结果都败在杨澄甫的手下，只有两个人跟杨澄甫打平手，一个是孙禄堂，一个是张秀林。而事实上，杨健侯于1917年去世，6年后，就是1923年，这年孙禄堂已经63岁，在武术界早已功成名就，并已从总统府退休。杨澄甫40岁，在武术界并无什么名气，他与李占魁在行健会闹矛盾，还是由他的师兄许禹生出面调停，最后杨澄甫不得已离开行健会。相关史料及论证见微信公众平台《武学与武道》上的“当年史料中记载的杨班候、杨澄甫与阎月川遗事”一文。因此，这时63岁的孙禄堂怎么可能去挑战这么个人？况且杨澄甫还是孙禄堂的盟弟。

以上三个例子已经表明杨式太极拳的一些传人一直在利用孙禄堂在武术界的威望，通过编造种种讹传让孙禄堂为杨澄甫当垫脚石。

因此，他们对孙禄堂自称自己被点穴暗算这个托词怎么肯轻易放过，自然要大加利用。

如杨氏太极拳传人唐才良，他借着为杨少侯自杀一事翻案，忽然把孙禄堂稍带上，声称孙禄堂死于被人点穴暗算，而且当有人指出这是不可靠的讹传时，唐才良坚称他对于当年的史料记载一概不认，只认这个讹传。据唐才良讲，是翟金录告诉他的，暗算者是位穿黑衣服的妇女。杨氏太极拳的另一传人路迪民，则坚称暗算者是一个14岁少年。杨式太极拳这些传人们的逻辑是，管他暗算者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只要坚称孙禄堂被暗算了，并坚称孙禄堂最终就是死于这次暗算，就算达到他们的目的了。因为，杨少侯死于非命，杨澄甫53岁挂掉，你孙禄堂就不能有善终。一些人自己不敢作敢当，他们把此说的源头引向叶大密。这就是杨氏太极拳一些传人们长期以来坚持不懈的“业绩”，算算迄今为止他们几代人坚持的这份“事业”已近百年矣。

注：

《绝顶出青云 武者 武学 武道》附件2“孙禄堂辞去国术研究馆任职实录”（香港国际武术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