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特种兵“夜不收”到底有多厉害？

苦行僧

明居庸关长城北路，前突二十余里处有一小村叫杨家驿，酉时已过，一队巡逻至此的明军士兵正准备回返，在此让战马休息，饮用掺了盐的清水，士兵们则进食肉干、清水。忽然，远处传来了急骤的马蹄声……

哨官卢铎立刻上马，站在坡顶的哨兵急促地说了声“有敌，约十骑”！只见一骑在前急奔，十余名鞑靼骑兵提着弯刀衔尾紧追！被明军“烧荒”后的草原，尘烟弥漫！明军一阵箭雨，鞑靼骑兵丢下五具尸体，远远兜了个圈子，消失在茫茫草原深处！

明隆庆四年九月，居庸关北路守军什长杨满贵入鞑靼境三百里，获得了重要情报，并斩敌两人，因功而赏，杨满贵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一名明朝边关的“夜不收”。

一、“夜不收“的功能与起源

“夜不收”并非是明朝所独有，顾名思义，它是夜晚派出去打扮军情的探子、探马之类，主要是用于刺探敌方消息，获得军队部署动向，为己方制定作战计划提供情报参考，为军事行动提供向导等。

早在春秋时期，秦为了一统天下，乃于六国间广布细作，凡举军屯、民事、禾稼、地形、道路，都是他们刺探的对象，秦每至一地如入家中，在没有详细作战地图和导航装备的古代，这都是细作的功劳。

古代作战，派细作侦察是了解敌情的唯一方式，所以自春秋时起，军队都注重这种能够获取第一手资料的侦察方式。“多选军中勇健之士，以金赏之”。但是，细作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出现，成军于明代。这就是“夜不收”的传袭。

“夜不收”称谓最早见于文字，是《元曲选》中的《汉高皇濯足气英布》：“贫道已曾差能行快走夜不收往军前打探去了，着他一见输赢，便来飞报。”

这部戏的作者是元代戏曲作家尚仲贤。一个军职能够在戏曲中出现，并且让老百姓听了能够明白咋回事，说明“夜不收”已经在军中广泛设立了。至少在明成祖朱棣执政期间，“夜不收”已经在中原文明对游牧民族的作战中开展显露自己独特的作用。名将戚继光在剿灭倭寇时，每营均设五十名夜不收，以备侦察敌踪之用。而真正让“夜不收”名扬天下的，却是明朝与蒙古及后金的作战。

明朝嘉靖年间，承平日久、边备松弛，蒙古鞑靼部、兀良哈部时时袭扰边镇，他们充分发挥了机动性强的特长，往往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越过长城实施抢掠，给边境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而发生在嘉靖二十九年的最为严重的“庚戌之变”，更令朝野震动。此年八月，鞑靼土默特部俺答汗破古北口，围困京师八日之久，周边无数百姓在烧杀掳掠中伤亡甚重，此后游牧民族屡屡犯边。时有“南倭北寇”之说，其实游牧民族的危害远比倭寇要大得多。

在这种背景之下，曾经有军事上多有建树的谭纶被任命为蓟辽总督，负责京师等北边重镇的军事防务。说起明中后期的名将，大家可能对戚继光等更为熟悉一些，但谭纶却毫不逊色。他幼时便好兵法，其后入仁，在台州任职时，数万倭寇来袭，谭纶率部数战数捷，并将倭寇首领斩首，名噪一时，是文官中少有的军事通才，与戚继光并称“谭戚”。

谭纶上任之后，在隆庆皇帝和首辅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下，整顿军务、修缮长城，在京师北边修建了一条钢铁防线，北方诸镇的形势迅速得到了稳定，敌不敢轻易犯边而进。在编练部队的过程中，“夜不收”是谭纶相当重视的兵种，杨满贵就是其中的一员。

杨满贵，世居涿州，祖上随成祖“靖难”，世代为军户，杨满贵成年入伍之后，原本是一个小卒。因为机警细心、粗通文字被选为夜不收，并且经历了“残酷”的训练。

在以马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古代，骑马奔袭、赶路是基本功，夜不收在训练中，常常脱去马具，仅以双腿夹马任意驰骋而不坠方为合格，时间长了，杨满贵走路都有点罗圈了，当然大多数骑兵也有这个特征。

夜不收的主要职责是刺探情况，所以要学会最基本的地理知识、绘图技巧，能够将敌人的营地情况原原本本记录下来，确保情报来源的精确。而夜不收要深入敌境，还要学会日常的鞑靼语，至少讯问、问路是不成问题的。

由于“夜不收”这个兵种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大规模、成建制行动，往往三五成群渗透入境，并且不能披甲、携带刀枪等大型兵器，在训练科目上更注重短兵搏杀、攀登、隐匿等方面的训练。

为了增强“夜不收”的体力，在训练中还采取“举巨木、沙袋”等方式，让他们能够适应连续作战和长途奔袭。尽管训练如此严格，“夜不收”还是时时刻刻面临着生死威胁。此次，杨满贵等四人出居庸关，路遇鞑靼骑兵，三人皆在逃亡途中战死，杨满贵亦中一箭，所幸未及要害得以身免。

可见，“夜不收”的风险还是相当高的，与此相适应的是，其收入和立功后的奖赏也要高于普通士卒。在“夜不收”营中，杨满贵每天能够吃到一份羊肝汤，这是为了防止他们患夜盲症。

正统三年，明英宗还曾下令给各边夜不收，月粮增加二斗。正统八年，又下令宣府的夜不收，除了三斗行粮以外，再给一石。

除刺探情报外，“夜不收”还要承担渗透、袭扰、烧荒、传讯、袭杀等特种作战，他们的存在，为明朝对蒙、后金的作战提供了有力的情报支持，也让游牧民族对其恨之入骨，后金更是组建了“卡伦”和“捉生队”用于应付“夜不收”，双方的特种兵，在塞外的草原上进行了生死搏杀！

二、一次“失败”的营救见证了“夜不收”的强悍

实际上，“夜不收”并非军中唯一的特种兵，此外，军中还设立了“健步、尖哨、快马”等，在职能上与“夜不收”有所重合，功能上近似，但“夜不收”却始终保持了自己独特的地位。而英宗年间的一次营救，更展露了其强悍的专业能力。

正统十四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太监王振的蛊惑下，御驾亲征瓦剌，却在土木堡遭受惨败，五十万大军损失惨重，明军最为精锐的“三大营”全军覆没，张辅、王佐、丁铭等五十余名重臣战死，而明英宗也成为了瓦剌太师也先的俘虏。皇帝为敌所俘，在历史上都不多见，太师也先视朱祁镇“奇货可居”，意欲将其当成“破城利器”。

也先挟英宗来到大同城下，喝令守将开门投降。守将郭登使出缓兵之计，派人觐见英宗并奉上酒肴和金银，郭登在拖延时间、麻痹瓦剌的同时，密派夜不收实施渗透营救计划。当天晚上就联络上了能够与英宗见面的袁彬，并将营救计划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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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不收杨总旗密告袁彬：今夜有五个夜不收来，密请爷爷石佛寺去，待他寻不见时，便乘间入城去。

土木堡之变后，袁彬一直陪在英宗身边并以死相护，深得英宗信赖。由皇帝之尊变成阶下囚，英宗一定是痛不欲生，然而当袁彬把营救计划告诉他时，他却害怕了。

英宗的回答是：此危事，使不得。先在土木时不曾死，我命在天，若万一不虞，如何好？

夜不收的计划还是相当周密的，郭登也必然安排了后手，成功的机率还是很大的，即便事败，也先也未必会杀掉英宗，可惜英宗缺乏拼死一搏的勇气，手下再给力也无能为力啊！此事只能作罢。数日后，也先再次来到大同城下，郭登决意再次营救英宗，却因为走漏风声，也先率部撤退，英宗也被裹胁而去。

这次营救行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夜不收”强悍的渗透作战能力还是给英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经历“南门之变”重新登基之后，英宗还不忘记给“夜不收”“加薪”，很可能就是那次营救的影响。

郭登作为一个臣子，皇帝对他而言就是身家性命所系，如果有所损伤，只怕郭登举家都难逃罪罚，他却对“夜不收”如此信任，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夜不收的强悍。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潜入敌营，在千军万马中准确找到皇帝的所在，是一件多么难以办到的事情！

三、强悍过人的“夜不收”是如何衰败的
“夜不收”作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军种，在明朝对外作战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谭纶、戚继光等名将都相当重视，但是在明后期，却与其它明军一样，走上了衰败的道路。

明军衰败的危机，实际上在明朝最为鼎盛的万历年间就埋下了。万历六年，皇帝下诏要求新增20万两的金花银常例，万历十年又要取太仓银和光禄寺银共30万两。而实际上，金花银等都是朝廷透支的财政支出，将国家的钱变成自己小金库的钱，在皇帝看来理所当然，因为这整个天下都是他朱家的。但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讲，这不就是公开的贪污挪用吗？

此时万历一朝拖欠白银已超过百万两之巨。除皇帝公开贪污之外，手下的大臣也毫不逊色，层层克扣，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边镇军饷的发放。到了万历四十八年，边镇军饷已经拖欠达到了百万之巨。边镇守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戚家军事件。

1595年，，1700余名戚家军，被新上任的蓟镇总兵王保集于校场“剿灭”，两年前，这支部队在远征朝鲜时率先登上城墙破城，但是归来之后，不仅没有拿到率先登上城墙的赏银，连此前拖欠的饷银都没有兑现，军中多有怨言，隐有哗变迹象。最终，这支为明朝立下赫赫战功的军队，就此消亡于世间。此次事件，实际上却是明朝军备衰落的一个标志。

实际上，在明朝当兵不仅仅是一份职业，也是一个赖以谋生的饭碗，戚家军超强的战斗力除了训练得法之外，还因为他们领的是“双饷”。**也不差饿兵嘛！戚家军如此，其后随着大明内忧外患更加严重，财政危机也更加突出，欠饷已经成为常态，边镇明军如此，“夜不收”当然要受到影响。

再者，明朝边镇守御方略，多出于人治。当张居正在朝时，能够给边镇将官以支持，张居正逝世之后，便因人废政！明朝的许多官员只争对错，无视边镇实际，贪腐成性，除了拖欠之外，发放的军饷也无法足额，最终导致边军战斗力逐步衰落！

而到了明末崇祯年间，内有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攻城陷寨，外有正在崛起的后金虎视眈眈，屡屡犯边，境内更是天灾不断，大将重臣屡遭诛杀，北方边镇兵事已经糜烂，纵使戚帅再世亦无回天之力，最终北京城为李自成所破，其后吴三桂开山海关，引清后入关，明亡！而明朝屡立奇功的“夜不收”也湮灭在历史的尘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