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佛的因缘。

苦行僧

作者简介：乔凤杰，男，哲学博士，体育学博士后，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技术专长：采莲手，武术散手；学术专长：武术哲学，运动哲学。
佛徒中的武术，当以少林武术最为显著。武术在少林寺的出现与发展，绝不可能是某个寺僧的突发奇想，更不可能是来自于某种应急情况下的神力相授。少林武术的独特风格的形成，必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华武术的产生与发展，大大久远于少林寺的创建甚至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逻辑上可以理解，历史也基本表明，某些习武者带艺出家，后世武僧与外界的技术交流，在修行的过程中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而对原有武术形式进行有意无意的改造，应该是武术出现于寺院并日渐形成少林武术之风格特色的主要原因。
学术界已基本认定，嵩山少林寺是由印度高僧跋陀（又名佛陀）于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创建的。跋陀既是嵩山少林寺的开创者，也是少林寺的第一代主持。魏孝明帝孝昌三年（公元527年），印度高僧达摩经金陵到洛阳，来少林寺，居五乳峰下的浊洞，面壁九年，后离少林寺，圆寂于熊耳山。达摩是中国禅宗的开创者，被称为禅宗初祖。跋陀与达摩是少林寺发展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两个人物，且有不少有关他们与少林拳的附会与传说，然而，今天已大致断定，少林武术的产生，与两人并无太大关系。真正有据可查的是，中土出家的邺人僧稠，可能是少林寺历史上第一会武功的僧人。
“佛陀一日在洛市见沙门慧光，年方十二，在天街井栏上反蹀铕一连五百。佛陀奇之。遂劝度为僧。又令弟子道房度得僧稠。光稠均不出世之人物也。光以学显，稠以禅著。按《慧光传》谓：‘往佛陀禅师所授三归。’又言：‘会佛陀任少林寺主，勒那初译《十地》，至后合翻，事在别传。’”[1]
“北齐稠禅师，邺人也，幼落发为沙弥。时辈甚众，每休暇，常角力腾趠为戏。而禅师以劣势见凌，给侮殴击者相继，禅师羞之。乃入殿中……诸同列又戏殴，禅师曰：‘吾有力，恐不堪于汝。’同列试引其臂，筋骨强劲，殆非人也。方惊疑，禅师曰：‘吾为汝试之。’因入殿中，横塌壁行，自西至东风数百步，又跃首至于梁数四。乃引重千钧，其拳捷骁武劲。禅师后证果，居于林虑山。入山数十里，精庐殿堂，穷极壮大，诸僧而禅者数千人。”[2]
少林武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多次与外界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大量地接纳与吸收了寺外的各种拳种技术。这对少林武术的发展壮大与技术风格的形成，打下十分坚实的基础。五代十国时，少林寺高僧福居曾邀十八家武术师到少林寺演练三年，各取所长，汇集成少林拳谱。宋代的觉远和尚曾四处拜访名师，学艺于李叟、白玉峰；明代，宗擎和普从二僧随大将军俞大猷南征三年，一边杀敌，一边学武，立下了战功并技艺大进，后返寺传授。另外，少林武僧积极参与战事，如著名的十三棍僧救唐王、抗击倭寇等，对于少林武术的丰富与提高，也是非常重要的。
习武者带艺出家，使寺院出现武术；武僧们在历史上主动或被动地向民间武术家学习，使寺院武术得以繁荣；少林寺武僧数次亲临战场搏杀，对于检验与改进少林武术技术，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佛教思想与武术训练的深层结合，则使寺院武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技术风格。
然而，即使如此，在研究武术与佛教的关系时，有一个问题仍是需要我们深思的。我们可以理解，武术即是佛法，佛教未必一定要排斥武术的存在，但是，难道就因为未必一定排斥，佛教徒们就有必要对这种打打杀杀的武术运动给予很大的重视吗？对于以解脱成佛为最终目标的出家人来说，他们有必要在寺院或者佛教徒中大力地发展这种打打杀杀的武术运动吗？众所周知，事实是肯定的。如此，答案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传统的武术运动自身，本就寓含着相对于佛教来说的重要价值。
“自古沈潜静修之士，于一技一才之微，必猛勇精进，力求登其峰而造其极，决不肯自画于半途，而以一知半解，见轻于名人巨子。引柔术之学，大则强筋壮气、健神凝和，有长生视息之益；小则亦可防身护体、济弱扶倾，获一安宁之福。又安得以小道末技视之乎！……或有问于予曰：人生一大关头：生死是也；人生一条大道，证悟是也。禅宗乃求佛之宝筏，见性之慈航；明心正果，佛法正自无边，又安得以技击之末术，范围此广大之宗法乎？况佛法乃度世济人之道，以慈航为本，以救众生为功。技击之术，其用意全与此相背戾；今以此道开方便之法门，示柔术之极轨，未免堕众生于泥犁，胎孽果于祀世耳！余曰：凡事只可从本位上着想，始有凑拍之地。若以释家慈悲救人之旨为绳墨，而谓技击一术，专以强力凌人，制人死命之具，则不惟技击不可学，且为释氏之罪人矣！夫人自现身尘世以来，其最堪宝贵护持者有二：一灵魂，一躯壳。此二者乃入世出世之一大因原，不可畸为轻重也。故灵魂乃躯壳之根，躯壳本灵魂之府，无躯壳何有灵魂？见灵魂终恃躯壳。虽色身寂灭，昙花泡影，然倘于未曾证果涅槃，明心见性之先，而即有物化光消之劫；试问以何因原，而可超悟解脱于尘海之中，而不生不灭于万世乎？……进一步为解释，则其理更易明了，如人能怀慈悯度世之心，临事自能爱物；人能有静悟解脱之观，处变方免纷乱。顾禅宗之于技击，只见其有益之可言，而未见其损也。”[3]
佛教要作为一种教化方式来普渡众生，是不能离开世俗的；既然佛教不能离开世俗，那么，以各种世俗的方法手段来维护佛教这种宗教形式的存在与发展，自然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既然遵循世俗的生活规则，以世俗的方法来维护佛教这一宗教形式的存在与发展是十分必要的，那么，作为世俗生活方式之一的具有健体防身功能的中国武术，也就完全有理由成为维护佛教发展的一种有利的工具。
作为佛教修行之重要手段的禅定，乃是通过心意识的自我调控而改变人的生理与心理功能。禅定修习中，心意识的内向收摄与身心息的自我调控，生理与心理难免会发生某些变化，而这些生理与心理的变化，自然有好也有坏。如果不能及时识知这些变化，分辨其善恶，弄清其原因，予以正确处理，常常会形成定障，使人身心失调，从而导致所谓的禅病。对于禅病的治疗，佛教内部自有专门的方法；然而，无论如何，适当的武术运动，对于禅病的治疗与预防，总是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措施。武术作为一种健身的手段，有助于僧人们消除佛教修行特别是坐禅所带来的对于身体的消极影响。

“达摩，天竺人。……其所创十八罗汉手，即为后世少林拳之**。盖达摩在少林时，见僧徒类皆精神萎靡，筋肉衰弱，每一说法入坐，则徒众即有昏钝不振者。因为立一强身之术，使徒众于晨光熹微之时，起而练习之，以为强精壮骨用之用，固极合于生理之体操术也。达摩师之言曰：‘灵魂欲其静而悟，躯壳则欲其健而通。非静则无以证悟而成佛，非健则无以行血而走气。故体须勤劳得中，使筋畅神怡，而后灵魂无拘滞瘁弱之苦。’肉体精神之关系，达摩阐发甚明。”[4]
达摩创拳一说，早已为武界学者所否定。然而，此处以达摩口气所讲述的拳法与修佛的内在联系，却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僧众每日坐禅参悟，日久自然影响身心，而动静结合的武术练习，对于增进僧众的健康是有益的。追求清静解脱的佛法固然与躯壳的健康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然而，在明心见性之前，我们的佛法修行，却是不能没有健康体魄的支持的。既然我们的佛性已被外在的无明所束缚，那么，要想摆脱这种无明的束缚，却仍然需要借助这种无明束缚下的身心来进行自我的解脱。从终极意义上来讲，武术的健身强体功能，对于佛法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就现实而言，习武强身，对于佛法修行的作用，却是丝毫不可低估的。
众所周知，传统武术的主要功能是攻防技击，这样，僧人习武，也就必然使其具备了较强的攻防技击能力。僧人们通过习练武术而获得的攻防技击能力，为其防身自卫、保寺护院、军事战争等，均提供了基本的前提。事实上，正是由于少林武僧高深的武功技艺在其防身自卫、保寺护院、军事战争等实践中的突出表现，使少林武术名声大振，使少林寺威名远扬，也使佛教特别是少林禅宗得以彰显。佛教的目标是超越的，佛教的修行是清静的，然而，作为一种需要世俗之人来发扬光大的宗教，佛教毕竟还要在世俗中得以生存。少林武术的日益发展，为其参与诸多世俗的事务提供了前提，为其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为其获得必要的政治地位，为其赢得社会大众的最大关注，做出巨大的贡献。

据现任少林寺主持释永信的介绍[5]，少林武僧作为少林寺的武装力量，至隋末唐初已经出现。隋文帝崇佛，于开皇年间（公元581-600年）诏赐少林寺土地一百顷，使少林寺从此成为拥有庞大寺产的大寺院。隋朝末年（公元618年），群雄蜂起，天下大乱，拥有庞大寺产的少林寺，也就成为强盗攻劫的目标。虽难免“僧徒拒之，塔院被焚”的惨境，但少林武术还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隋将军王世充在洛阳称帝，号“郑国”，其侄王仁则占据少林寺属地柏谷坞，建辕州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少林寺武僧昙宗等十三人生擒王仁则，夺取辕州城，归顺了秦王李世民。三天后，李世民派特使宣慰少林寺，封赏了所有的参战武僧，封昙宗为大将军，并赐给少林寺柏谷坞田地四十亩。少林寺武僧在关键时期的重要表现，为少林寺赢得了很高的政治地位，也使少林武术从此闻名于世。
明朝近三百年间（公元1368-1644年），少林寺武僧至少六次被朝廷征调参与官方的战争行动。少林武僧在战斗中屡立战功，多次受到朝廷的嘉奖，并在少林寺树碑立坊修殿。少林武术与少林寺再次因官方政治的重视而声名远扬。少林武术在军事战争中受到了检验，逐渐确立了少林武术在武术界的权威地位。精炼实用的少林武术，在少林武僧参战地区和游方地区如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云南、四川等地，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政治笼罩一切的中国古代，少林寺武僧积极参与政治事务与军事斗争，以威猛的少林武术为工具，屡立战功，对于少林寺以及整个佛教的发展，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在某种意义上，少林僧人因武术而屡立战功，少林武僧因战功而获得地位，少林寺因武僧地位而得以彰显，少林寺佛教也因少林寺的彰显、少林武僧的政治影响与少林武术的技术地位而获得了不少原本反对佛教的人士的宽容与赞同。

佛教接纳武术的本意，或许带有诸多偶然与策略的成份，似乎多是佛教寺僧们为保证佛教事业之发展而采取的一种无奈之举，然而，事物的后期发展，却远远地超越了其初衷而产生了可能已出乎前人所能意料的效果。长时间的共存与磨合，使武术与佛教逐渐地深度融合，从而使武术与佛教之互惠互利的特色变得日益明显。
武术与佛教之融合对于武术的意义，大致表现为：
吸收佛家禅定之方法作为一种武术内功训练方法，逐步彰显自己的超验心即般若智慧，开发自己的运动潜能。
以武术训练为佛教禅修，在武术训练中贯彻佛教禅修之思想，在运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心理素质，开发自己的运动潜能。
武术与佛教之融合对于佛教的意义，大致表现为：
虽然，佛教以彰显超验心为根本宗旨，以“治心”为实践指向，轻视一切经验智慧的得失荣辱，但是，佛教徒的修行与佛教事业的发展，却不得不与世俗的事务打交道。佛教可以利用武术为佛教徒的修行与佛教事业的发展服务，如健身强体、自卫护寺等。
以佛教禅修之思想原理来指导武术训练，使武术训练成为一种更为复杂、更具挑战性的禅修方式，从而实现其解脱生死、超越轮回、转识成智的终极目标。
虽然，武术与佛家相联手时各自的出发点并不相同，但是，不难看出，虽然佛家不会把武术功夫的提高作为究竟，武术的习练者也未必十分虔诚地信仰佛教的全部教义，可无论是从武术还是从佛家的角度看，武术与佛家之融合的实质表现，却皆是要加强佛教禅定与武术之禅修两个方面的训练。武术在少林寺的存在，特别是少林武术的自身风格与权威地位的形成，自然而然地使少林寺成为了中国武术界的一个重要标识。少林武术的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少林寺的良好形象的逐步确立，对于少林寺乃至整个佛教事业的发展，起着一个不可轻视的宣传与促进作用。固然，少林是禅不是拳，然而，在少林拳的巨大影响下的少林禅的发展规模与发展速度，绝不是没有少林拳的少林禅所能够比拟的。我们并不否认某些时候对武术的过分重视可能导致的本末倒置现象的出现，然而，可以确信，在少林寺的发展历史上，武术对于佛教，贡献是远大于危害的。
当然，武术与佛教的融合，并不仅仅发生在少林寺。佛教修行的高深理论与具体方法，对武术的技术与训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对武术的影响

苦行僧

[1]汤用彤：《汤用彤全集》，第1卷，第580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张鷟：《朝野佥载》。转引自：无谷、刘志学：《少林寺资料集》，第21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
[3]尊我斋主人：《少林拳术秘诀》。转引自：无谷、刘志学：《少林寺资料集》，第229-230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
[4]郭希汾：《中国体育史》，第1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影印本）。
[5]参阅：释永信：“少林功夫历史概述”，载《禅露》，2003年（冬），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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