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达教授论剑击与短兵。

苦行僧

剑是我国古代兵器家族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自西周到两汉，它曾经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鼎盛期。那时，剑名声显赫，品位高贵，成为一个人身份、品阶和尊严的象征，与美玉一样，成为“君子比德”的特殊器物。毫无疑问，剑的鼎盛期为以后不断发展、衍变和丰富的中国剑文化奠定了基础。

两汉以后，剑的军事功用渐渐走向衰微，它在军中的显赫地位被刀所取代。从此，剑固然依旧存在，也依然是某些名将的心爱之物，但它不再是大多数将士的主要装备，其发展空间由军旅转移到军旅以外的其它领域，渐渐的不得不主要依托民间武艺以求存在，甚而成为文人学士们书斋里的雅玩。不过凭借着昔日的辉煌和不断丰富的剑文化，剑仍然保持着崇高的地位和尊严，仍然被人们敬奉为中国古代武艺的象征。

剑文化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如何加以界定，这其实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两汉以前，古人就有了“说剑”、“击剑”、“舞剑”、“相剑”、“论剑”等一系列说法，这些词语各有所指，都有特定的含义，这反映了剑文化的丰富多彩。但我以为不管剑文化的领域有多宽广，它的核心应该是“击剑”，因为只有两两相对的“击剑”才是提高剑技的最根本的训练方法，是剑术水平最具说力的验证手段，同时也是涵养性情、磨砺人格的最重要的途径。古人所谓“击剑”，其实就是剑的竞技运动，是一种有条件的友好的剑技较量。几千年来，这项运动受到人们的敬重和喜爱，是我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久的民族传统竞技项目之一，也是中国古典武艺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不难想象，最初的击剑应该是一项相当残酷的运动，这一点古籍中多有记载，情况似乎与古代希腊、罗马角斗士们的击剑没有多大区别。然而，任何动辄伤人肢体甚至危及生命的运动，是不可能广泛而久远的为人们所喜爱，在封建法制不断严密的时代里，这样的运动也往往为法律所不允许。所以，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寻求一种合理的不损伤人的击剑方式，本质上就是使击剑走上体育化，这是击剑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这方面的史料保存下来的不多，但并非没有痕迹可寻。

春秋战国时代，剑士们有以“杖”代剑比试高低的记载，在著名的越女与猿公比剑的故事里，二人就是以竹杖代剑，这是日常生活里确有其实的反映，于是，“杖”经常被用作兵刃的代词。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以甘蔗代剑与奋威将军邓展比试的故事，更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故事。宋元以后，以竹木兵器训练士卒和比试刀剑武艺的记载屡见不鲜，曾经被毛泽东引用的颜元与李木天的比试刀法，就是“折竹为刀”进行的。总之，一是为了避免伤害，增加其体育价值；二是古代禁兵之法极严峻，任何人都不可能身佩利刃动辄与人短兵相接，所以，不但民间的击剑活动必然主要以竹木代用品进行，就是军中练兵也往往如此，这在戚继光的《练兵实纪》中有清楚的记载。

击剑是最具人文精神的古代体育文化遗存，是勇敢、尊严和高尚品节的象征，是民族传统体育的精粹，这在东西方都是如此，尽管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因此，东西方都曾致力于将古代击剑演进成为现代体育项目的工作。

西方的努力很成功。由佩剑、花剑和重剑三个剑种构成的击剑运动，是奥运会最早的项目之一，在全世界广泛开展，拥有大量爱好者。50年以来，通过前苏联，击剑在我国逐步开展起来，竞技水平不断提高，产生过栾菊杰等一批优秀选手。我个人就曾经是专业的花剑运动员和教练员，在第一届全运会上打入了决赛圈。

日本人也取得了成功。众所周知，剑道是备受日本人民珍爱的民族文化遗产，是流行广泛而传授严格的日本民族体育项目，被国家定为“国技”。在日本，剑道一直被视为培养民族人文精神的重要手段，许多中小学里都设有剑道馆场，剑道成为学生的必修课，剑道教师备受尊敬，因为他们往往是德行很高的人。现在剑道已发展成为世界性的项目，各种组织和竞技活动很多。剑道传入中国很早，到少明代就有日本剑的技术和图谱流入中国，受到中国武术家的青睐。在清末留学日本的高潮中，大批中国学子接受了剑道训练，也有日本的教习在中国教授剑道，这对中国影响很大。我以前曾谈到，中国短兵的产生，一定程度上与日本剑道的启发和剌激分不开。

我们的民族体育的先贤们也曾致力于中国击剑的体育化定型，致力刀剑技术的综合竞技形式，这就是民国年间脱颖而出的“短兵”。可惜的是短兵出世不久便匆匆地销声匿迹了，它是一项没有完成的工程，是一个有头无尾的事业。一向以“博大精深”自诩的中国武术，居然只有拳术的演练与散手比赛形式，没有短兵和长兵的竞技形式，这似乎不如东邻日本，与周邻其他国家如韩国相比也有一定差距……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值得我们认真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