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牧“八怪”—— 鲁丁／（济南军区）

暖暖

      
      我特别喜欢读自牧先生的著作,虽不能说有深人的研究,但从中也能看出不少门道,譬如,可以发现他有很多“怪”相。有趣的是,他在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八日致北京书友孙桂升的大札中,谈到嘉兴秀州书局经理范笑我时,称范氏有“怪”相,可不知自牧先生是否意识到自己之“怪”。以我不敏,看自牧至少有如下“八怪”:

         乡音未改语速快,
         一头密发做冠盖;
          疙瘩家事曝于外,
          文朋书友好招待。
          少年日记印出来,
         文字往来有老迈;
         职称专业不搭界，
         千金散尽为书脉.

        其一,乡音未改语速快。自牧乃淄博周村人氏，饮孝妇河水长大,讲淄博话本在情理之中。但少小离家,到省城工作已近三十个年头,且又是开风气之先的作家,口音愣是丝毫未改,这就令人纳闷了。淄博老乡造访倒是可以听到纯正乡音,但对外地文朋诗友、故知新交来说,无疑增加了许多语言交流的困难。不仅如此,讲话语速还出奇得快。听自牧讲话,必须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即便如此,也难保全部语往尚且如此,江南秀才就可想而知了。这绝非妄言,有文为证:山东威海的竹云女士在《心仪淡庐，品味自牧》一文中就写道:“由于初次相识,也由于语言上的障碍(他语速太快,且为浓浓的淄博话,总有三分之二的部分听不清),没能多交谈。”山东省委党校的张达教授在《‘有心’‘积累’,可起九层之台》一文中写道:“自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起话来语速特别快,来济南这么多年了还带有非常浓重的淄博家乡口音。有一次打电话到他那里去,我问:‘你现在在哪儿?’他答:‘我在烟厂呢。当时我就一愣:‘烟厂这么远,你在烟厂干什么?'他就笑了,这才一字一顿地说:‘我、在、印、刷、厂,不、是、在、烟、厂。’原来,他在说‘印刷厂’的时候把‘刷’字的音吞掉了一半,加上‘乡音未改,结果变成了‘烟厂”。”对自牧先生这一“怪”相,江苏常熟作家王晓明在《知己·师长·文友》一文中也有记载,这绝不是我凭空杜撰吧?
其二,一头密发做冠盖。自牧生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到今天已四十有六。他一九七五年参加工作，工龄也有二十七个年头了。生理规律使然,应当是年愈长,发愈少,而且先生工作之余忙于文事,笔耕不止,成就斐然,且有酒必饮,有饮必醺,酒量甚是了得,但却硬是长了一头密密实实的好头发,生生羡煞人也。近而观之,两鬓已生少许华发,标志其勤奋敬听清。愚乃山东高唐人氏,且在淄博待过年许,言来语往尚且如此,江南秀才就可想而知了。这绝非妄言,有文为证:山东威海的竹云女士在《心仪淡庐，品味自牧》一文中就写道:“由于初次相识,也由于语言上的障碍(他语速太快,且为浓浓的淄博话,总有三分之二的部分听不清),没能多交谈。”山东省委党校的张达教授在《‘有心’‘积累’,可起九层之台》一文中写道:“自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起话来语速特别快,来济南这么多年了还带有非常浓重的淄博家乡口音。有一次打电话到他那里去,我问:‘你现在在哪儿?’他答:‘我在烟厂呢。当时我就一愣:‘烟厂这么远,你在烟厂干什么?'他就笑了,这才一字一顿地说:‘我、在、印、刷、厂,不、是、在、烟、厂。’原来,他在说‘印刷厂’的时候把‘刷’字的音吞掉了一半,加上‘乡音未改,结果变成了‘烟厂”。”对自牧先生这一“怪”相,江苏常熟作家王晓明在《知己·师长·文友》一文中也有记载,这绝不是我凭空杜撰吧?
       其二,一头密发做冠盖。自牧生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到今天已四十有六。他一九七五年参加工作，工龄也有二十七个年头了。生理规律使然,应当是年愈长,发愈少,而且先生工作之余忙于文事,笔耕不止,成就斐然,且有酒必饮,有饮必醺,酒量甚是了得,但却硬是长了一头密密实实的好头发,生生羡煞人也。近而观之,两鬓已生少许华发,标志其勤奋敬业,不让他人;远处看来,若黑色冠盖,令推销“生发灵”者大感背气。不才较自牧小七八岁,头发却日渐稀疏,且情形每况愈下,我想自牧先生定无此等烦恼。实不相瞒,笔者对各类生发广告甚感兴趣,并已多次上当受骗,浪费了不少银子,也真想就便请教自牧,是何种仙丹妙药,使浓发如黛、青春常驻的。
       其三,疙瘩家事曝于外。翻看自牧日记著作,几处提及与妻子阿玉的小矛盾。此外,也还有其他诸如托人办事等方面疙疙瘩瘩的事情。初看之下,确也一惊。心想,“家丑不可外扬”,此“机密情报”曝之于外可如何是好。但掩卷沉思,亦有答案,自牧乃坦荡君子,是一个崇尚真实的人,他认为日记的灵魂就是一个“真”字,倘若一介文人,连在自己的日记里都描眉画眼地粉饰自己,那才真是“百无一用”了。自牧日记不涉政经,不泄机密,不树仇敌,不伤大雅,有何不能如实写来公之于众的?相反,如躲躲闪闪,藏藏掖掖,那就不是泉城名士之一的“好人自牧”了。
       其四,文朋书友好招待。所有有机会走近自牧的人,都或多或少有过被热情招待的经历。走入“淡庐”,让坐、倒茶、谈文、赠书,我戏之为自牧招待客人的“四部曲”。若是外埠友人来访,到吃饭时节,就可享口福之惠了,纵是初次相识也没有例外。这一点,山东夏津作家宋云亮可以证明,他在《我的良师益友》一文中说:“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九六年，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见如故的他已经安排好午宴的地方--五环美食娱乐城,并邀请了他的几位朋友相陪,别有一番情趣。”“一九九八年夏天,我去送稿子,在我到来前,他已经邀请了山东文艺出版社的杨编辑等在大渔岛酒楼等候。”细读自牧日记,这种记载更是不胜枚举,其为人厚道可见一斑。当然,设宴待友,把盏述怀;畅谈文坛趣事,享一时之快,也是自牧之“私心”所在。
       其五,少年日记印出来。不才孤陋寡闻,印象中自牧是当代山东文坛出版日记专著的第一人。他的《人生品录百味斋日记》出版于一九九三年,此前,一九九〇年即出版以日记为主要内容的《百味集》一书,推算起来,那时他只有三十五岁。在这个年龄出版作品,甚至可用大器晚成来形容,而出版日记专集则可说是“少年文章”了。原以为只有那些年高位尊且有传奇经历和重大文学成就者才有出版日记专著的资格,以自牧先生之资历与成就出版日记只能寻找另外的解释了。这个答案可在著名作家张炜先生的《文友自牧》序文中找到。隐约感到张先生后来似有“悔其前作”之意,但从其它众多文人墨客及普通读者的反应中也能看到自牧之日记著作大受欢迎的状况。内蒙古作家冯传友先生在《自牧作品三品》一文中写道:“《人生品录一百味斋日记》-一部长达二十六万字的书,竟让我熬了两个晚上通读,这在我近几年的读书史上,也是少有的,它使我回到了如痴如狂的青少年时代,好比初踏少年门坎,读《红岩》、读《红日》、读……”甚至还有人将其成就与郑逸梅先生的《艺林散叶》相比较。《百味集》在首版印数四千册的基础上,为满足市场需求,短时间内又加印了三千六百册,这在当时自牧青春年少、名气尚小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从中也可以看出自牧作品及其人格的魅力。
        其六,文字往来有“老迈”。有机会走入“淡庐”的人,会看到自牧与荷花淀派创始人孙犁先生的合影,会看到文坛耆宿汪曾祺、郑逸梅的墨宝;有机会读自牧作品的人,会看到他与孙犁、钱钟书、杨绛、陈从周、郑逸梅、汪曾祺、王学仲、浩然、刘知侠、钱仲联、唐浩明、陈昊苏、陈左高、姜德明、从维熙等文坛名流信来函往的记载。与文学同道相互切磋本属常事,能与这么多前辈大家有文字往来就令人惊诧了。仔细品读自牧著作后,答案即一目了然。一是仰视高山,吮吸甘露。与自牧有文字往来的这些老者,都是现代文坛的旗帜,几乎代表着当代道德学问的最高水平。从他们身上,不仅可以学写文章,更可以学习为人处事。从自牧身上,可以很容易看到他们的影响所在;二是人文认同,惠之以道。在当代,有重大文学成就者,大多都是站在这些文坛领袖的肩膀上的。耕堂主人孙犁一向反对文分宗派,反对文学小圈子,但我们谁也难以否认他在“荷花淀”这一文学流派中的鼻祖地位,也可以从当今文坛翘楚贾平凹、铁凝等人那儿看到耕堂老人的影子。愿从老先生们那儿汲取营养者远不止自牧一人,而老先生们愿以平常爱心对一个文学后生加以提携,又证明了他们对自牧为人著文的认同,感到自牧堪当传递人文薪火的重任,这可以在他们给自牧的信中找到注脚。而自牧与孙犁先生的交往早已成为文坛佳话。自自牧先生曾著文《人淡如菊》记述孙犁老人，自牧“淡庐”之“淡”估计也是源出耕堂惠泽。我们也深信自牧能在“老迈”们期盼的目光中,肩负起自己那份不再轻松的担子。
        其七,职称专业不搭界。如果我告诉你一位医务工作者的职称是“一级作家”,你肯定会认为这是匪夷所思、天方夜谭。恰恰相反,这确是事实。这位“一级作家”就是鼎鼎大名的自牧。此外,他还是《日记报》名誉总编、历下文学社顾问,而其职务则是山东省委机关医院的办公室主任。一官员,一文士,两者集于一身,自牧却能使之相互促进并均有成就。这种“怪”有何不好?对人对己,其功大焉。讲到职称,也有个别人不以为然,并在自牧申请职称的问题上极尽掣肘之能事。笔者不解的是,在不耽误正业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搞一点自己的副业,做一个读书人,搞一点文学创作呢?难道还嫌我们的读书种子太多吗?职称问题尽管波折连绵,但最终还是得以顺利解决。否则,有大量著作行世的泉城名士连“作家”职称都评不上,岂不让人耻笑?这也证明,任何企图阻拦人们追求知识、走向文明的举动都是不明智和徒劳的。
        其八,千金散尽为“书脉”。我曾有幸去过“淡庐”多次,举目四壁,列阵的图书可谓蔚为壮观,但说实话,其家庭现代化建设明显滞后。用常理度之，以自牧资历并有多种著作问世,仅靠稿费也应使家居条件大为改善了,否则,那肯定是银子的出路有了问题。读其作品和友人文章这才有了答案,那就是有钱买书、无钱置物,有几文稿费也“涂鸦赚得酬几许,大半相还书肆间”了。此外,为播散书香而乐善好施,也使钱财流入家外。很多人都知道自牧与《日记报》的关系。作为名誉总编,当“《日记报》出到第二期的时候,得知其经费紧张,便慷慨解囊,无偿捐助了五百元人民币,使报纸顺利地按计划出版”。(见于晓明《自牧先生与〈日记报〉》)山东的青年诗人鲁冰在其《自牧先生二三事》一文中透露，自牧每编一本书都会留下一百本送人,仅一九九九年他就编了十多本书,加上送出去的他自己出的书，将近三千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如果算一下经济账,一本书以十五元计,那又是多少钱?自牧写书编书已十数年,仅这项开支也有几万元之多吧。另据一位青年作家在文章中回忆,因印刷费用无力筹措,其新作面临“流产”危险,是自牧先生出资数千元,解了燃眉之急。鲁冰还谈及,如此慷慨、善待友情者,是他见到的第一人,这也是我的看法。与鲁冰一样,我也是自牧慷慨赠书的受惠者。结识自牧先生几年来,每次去“淡庐”,从未空手离开过,或是他的著作,或是他编的新书,也有他阅读过的杂志，总能满载而归。自牧如此不惜金钱,赠书惠人,意欲何为? 无非是想多保留一些读书种子,使书脉得以延续啊!说到“书脉”二字,还有一段掌故不能不提及:“潜庐”主人徐明祥先生在《书脉集》后记中提到,书稿编好后,要起个名,思来想去,起名叫“爱书集”。不料自牧听了却不以为然,认为“爱书集”这名字太俗,太一般了,建议用他自己早就起好备用“书脉集”,徐先生很是喜欢这个书名,认为有“书香一脉,不绝如缕,代代相传”之意,且又引伸作了多方发挥,感到确实是个典雅而又新颖的好书名,以至后来自牧先生“翻悔”,想收回自己使用,当然,徐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大阳底下竟有这样的好事,真是读书人的福分啊。

（原载 2003 年第 1期《邹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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