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武（中）在济南垂杨书院与自牧、徐明祥等友人一起畅谈孙犁及其作品——

饼饼

自牧散记

刘宗武（天津）

      认识自牧,屈指算来已有十多年了。说长不算长,说短不算短,抗战不才八年嘛。虽然不长不短，又相处两地,但见面的时间还是比较多。这且不算，关键的是我们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换句通俗的说法是“自来熟”,不是一般地熟,而是相当熟。怎么说呢,与自牧共事、谋事,几乎没有不痛快的,没有不好办的,没有办不成的。他的好客、慷慨、急公好义、助人为乐,都是我在他的同龄人中很少见到的。所以,这个“相当熟”,皆源自他的这些好品质。说起来,我们是忘年交(我们的年龄相差有一代人的距离了),所以能“忘年”,也是与自牧的谦虚、热情,待人接物的真诚、实在分不开的。
        对自牧或邓基平这个名字,我都不陌生,因为在孙犁的书信中有致自牧的,但却从来没想到认识他。一九九五年四月底,北京的朋友也是老乡孙桂升(怎么认识的忘记了)约定来天津一同拜访孙犁先生,同时,还有山东的自牧等。听到这个消息我是很高兴的。那时,天津正举办世乒赛——这是天津第一次举办单项的世界性的赛事,桂升与一位家住天津的老同事结伴而来,当天晚上他们去观看了世乒赛开幕式预演,第二天在他们下榻的宾馆里,见到了自牧和他的朋友。这次见面最主要的内容,便是访问孙犁。所以我们见面后毫无陌生之感,不像初相识的样子,因为说起孙犁,我们就有说不完的话题。对孙犁的敬仰和无比爱戴,把我们连结在一起了。
       前一天,我就告诉孙犁,有山东自牧和北京的朋友来拜访,他听了满口应允,没有一丝一毫不愿接待的表示。上午九点多钟,我们一行四人来到鞍山西道的“芸斋”。落座后,与孙老就无拘无束地畅谈起来。自牧的朋友给孙老送了一个当地的工艺品内画壶,做工精细,技艺高超,作者吴建柱特意在上面写上了孙老的名字,孙老很喜欢,拿在手里反复把玩，称赞不已。我趁机给孙老拍了一张照片(半个月后,他又病了,再拍的都是病中之照了)。自牧等又请孙老题写了《绿室诗存》、《香在无心处》两个书名以及“柳泉”、“吴建柱内画艺术展”等,并在他们带来的孙老著作上请求签名,孙老都一一答应了。在叙谈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又与孙老合影或分别拍照,孙老一直兴致不减。如果我了解的没有失误的话,这是孙犁在一九九三年做了大手术之后,也是他生前与年轻朋友相聚时间最长的一次,心情最好的一次,拍照最多的一次,题字最多的一次。由此亦可见,孙老与交往了近十年又多次见面畅谈的自牧是有着很深的情谊的。
       过了一两年后,我为出版孙犁书信集在天津找不到出版的单位,转向求诸远在山东济南的自牧。他慨然应允,遂把我荐引给当时任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的汪稼明——一位很有胆识与气魄的年轻出版家。与稼明同样是一见如故,亲密无间,遂很快成为知己之友。我们不仅就出版孙犁的书信集达成了共识,而且在他的建议、策划下,我又编选(或重编)了《书衣文录》和《耕堂劫后十种》,共计十三本书，约一百四十万字(插入200多幅图片),为出版孙犁著作做出了一定贡献。
       在选编这些书的几年里,我曾多次到济南。每次,自牧都热情接待,无微不至地关怀,而且提供许多资料并帮助校对书稿。他这样做,是无私的,不计个人得失的,既是对我个人的深情厚谊,也是出自他对孙犁的敬仰和爱戴。他和稼明一样,为出版孙犁著作,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精力。我想,孙犁有这样的为出版他的著作不惜全力以赴的年轻朋友,他应感到无比欣慰、了无遗憾的了。
       自牧每到天津,必定拜晤的还有中国书协副主席、著名书画家王学仲先生。对这位乡贤,自牧一向以晚辈后生礼事之。最近,他又非常热心地帮助王先生出版了他旅游日本、欧洲和港澳的随笔诗专集——《三只眼睛看世界》和第一部书信集《黾园书简》,了却了王先生著作中无新诗集、书信集的缺憾。
        一个年轻作家,正当自己的创作处于旺盛阶段，却挤出宝贵的时间,为老年人出书奔波、忙碌,毫不为个人图谋什么,这种真心地“为他人作嫁衣”的精神,是极不容易的,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许多年轻人做不到的。
       自牧的写作也是异常勤奋的。他的本职工作是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医院办公室主任,职称是国家一级作家，日常行政方面的冗务琐事繁多,属于个人的时间恐怕是极其有限的,然而这几年,他连续出版了《百味集》、《抱香集》、《疏篱集》、《淡墨集》、《三清集》等七八部别具一格的作品集,其中,我对他的日记尤感兴趣。我阅读了其中的一大部分,别的不谈,能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不懈地记录就是很难得的。
       日记,一般地说有两大种,一种是秘不示人(身后由后人公开,那是名人的,有研究价值),所记可以是绝对个人的隐私,这是日记的“正宗”。因为人人都需要有隐私这么块方寸之地,多么伟大的人物也不例外。不然,肚子里有几根肠子都能让人看得一清二楚,了如指掌,那还有什么隐私权可言呢!再者,任何人对所遇到的人或事都可以有些不同于他人的看法,允许保留的看法,没有必要都公之于世，以免引起无谓的麻烦和矛盾。另一种是可以即时公开的。除了作为一种文体的小说、论文、随笔或抒情散文等可另当别论外,一般地说,所公开的日记,大都是不伤大雅,与人无碍的,所记无非个人日常活动,诸如走亲访友、迎送客人、信函往来、购书购物，以及心迹活动等等(当然,即使这样的内容有人也不愿公开,尤其当时不宜公开)。自牧的日记属于后一种。我想,他是作为备忘录写下的。从中可以看出他极为丰富的文学活动,以及与省内外作家们的广泛联系与交往,也透露出他高尚的精神生活和内心世界。他的广交朋友,热心公益事业,在字里行间,随时都是可以发现的。
       此外,我知道自牧还兼任着《日记杂志》的主编,和二三同道一起编辑一份国内独树一帜的民间刊物,虽印数有限,但在专家学者及青年学生中却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他还主编出版了上百种文学作品集,为省内外的文化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总之，自牧是一个富有理想,精力充沛,不计私利,埋头实干的人。
       我想,当今文坛很需要像自牧这样的一批年轻人。

（刊载 2006 年1月《泰山书院》创刊号）

刘宗武（1935∽2022），山东牟平人。天津社科院研究员。曾任天津孙犁研究会秘书长，晚年专注于孙犁作品研究与文献整理，参与整理出版《孙犁作品评论集》《傅正谷梦文化研究讨论会暨首届中国梦文化研讨会论文集》《芸斋书简》《书衣文录《耕堂劫后十种》《回忆孙犁先生》《孙犁百年诞辰纪念集》《孙犁全集》（11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