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益像（选自山西新绛稷益庙中）
伯益生活的龙山文化末期，是华夏进入文明快车道的前夜。时势造就英雄，伯益凭借超乎常人的智慧，做出了诸多惠及人类的创举。其中，让人们铭记最为深刻、须臾都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是“伯益作井”。
《世本》云：“伯益作井。”《周易》陆德明释文引《世本》作“化益作井”。宋衷注“化益，伯益也。尧臣。”《淮南子·本经训》：“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高诱注：“伯益佐舜，初作井，凿地而求水。”
在发明凿井取水之前，人类往往逐水草而居。每遇大旱，须长途跋涉去寻水而求生机，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其中苦患可想而知。伯益作为舜帝时的虞官，因长期辅佐大禹治水，熟谙水之来龙去脉，练就了一双能观察地下水脉的慧眼。为解决人们的饮水问题，他教人择水脉处而凿井，从而源源不断的洁净水盈满四季，不仅解决了人畜用水，还能灌溉农作物，因而被后世称作“井圣”。根据考古发现，早于伯益之时已有“井”出现，但最初的井可能只有储水作用，而无“生水”功能或“生水”功能较弱，雨季则盈，旱季则竭，不能保证人们四季的稳定用水。伯益对“井”的重新“创作”，为人们安居乐业创造了最根本的条件。
水井的发明，也促进了城市的形成。《史记·五帝本纪》云，当舜之时，“一年所居成聚，两年成邑，三年成都。”这就是说，舜居住的地方，一年内会有很多人来此聚居，形成聚落;两年内会成为城邑，三年内会成为部落的都城。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因为舜帝有贤德、有能力，备受人们敬仰，还有关键的一点，那就是舜帝的肱股之臣伯益创新了凿井之术，使人们不再为饮水问题四处奔波。水井的出现，打通了古代城市形成的最关键一环。“井”出现后，人们往往把它与“市”联系在一起，由此出现“市井”一词。《汉书·货殖传》：“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颜师古注：“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处，井，共汲之所，故总而言之地也。”张守节《史记正义》载：“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水，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故言市井也。”《风俗通》云：“俗说市井，谓至市者，当于井上洗濯，(使)其物香洁，及自严饰，乃至市也。”古代，人们为了取水方便，往往聚井而聚，靠近水井的聚居之地自然成为交易之所，“城市”出现萌芽状态。至于后来，“城”与“市”相提并论，出现“城市”，绝对离不开水井的支撑。
若论伯益的贡献，远远不止“作井”这一项。籍之史册，还有如下种种：
——历艰辛，佐禹平治水土。尧舜时代，“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洪水泛滥，民众苦不堪言。尧帝命鲧治水，未能成功;舜帝让鲧的儿子大禹治水，使洪水得以降服，这离不开伯益的鼎力相助。《史记·夏本纪》称：“禹乃遂与(伯)益、后稷奉帝(舜)命……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吕氏春秋·求人》：禹治水“至劳也，得陶(皋陶)、化益(伯益)……五人佐禹，故功绩铭乎金石，著于金盂”。《荀子·成相》：“禹得(伯)益、皋陶……为辅。”伯益辅佐大禹治水期间，出谋划策，身体力行，东奔西走，风餐露宿。大禹在成功治水后，感叹曰：“非予能成，亦大费(即伯益)为辅。”
——作虞官，治理山林川泽。《史记·五帝本纪》：“舜曰：‘谁能驯予上下草木鸟兽?’皆曰(伯)益可。于是以(伯)益为朕虞。”伯益担任主管山林川泽的虞官，从而“山泽辟”，山林川泽得到开发利用，造福人类。开辟山林，可使人们获得燃料和建筑材料，从而可食熟食、居住挡风遮雨的房子;山林中的鸟兽，可供食用乃至驯化，服务于生产生活;山林的野果，可丰富人们的饮食结构，移栽驯化后可每年都供民众食用;川泽的梳理，保障了农作物的灌溉，而川泽中的鱼类，也成为当时人类的重要食源，降低了食不果腹的风险……这对后世的农、林、牧、渔以及水利建设都打下了基础。
——知鸟语，佐舜调驯鸟兽。伯益作为整治山林川泽的虞官，长期与鸟兽打交道成为必然，因而总结出了听闻鸟兽声音而知鸟兽行为、诉求的成功经验。《汉书·地理志》曰：“伯益知禽兽。”《后汉书·蔡邕传》曰：伯益“综声于鸟语”。《路史》称：伯益“能驯鸟兽，知其语言”。知其语言，明其行为，可轻而易举地捕获鸟兽，供人们宰杀食用之余，进行圈养，从其叫声中知其诉求并予以满足。长此以往，使这些鸟兽对人产生依赖，兽性逐渐消失，顺从地服务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因而《史记·秦本纪》称：伯益“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伯翳(益)为舜主畜，畜多息。”伯益凭借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发展起了原始的畜牧业。及至以后，伯益调驯鸟兽的经验得以传承，非子为周孝王养马有功，被封于甘肃秦地，使得他在西周王朝中得以稳固立足，为后来秦王朝的统一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施文伐，以德降服三苗。尧舜时期，三苗是势力很大的部落联盟，异常活跃，不服从舜帝集团的教令，且常常对其进行挑衅威胁，舜帝派大禹前往征伐。《墨子·非攻》云：“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高阳乃命禹与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扼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随巢子》记述了大禹征服三苗的经过：大禹受命征伐三苗，有人面鸟身的大神来辅佐他，让他按照官职地位分配饮食，这样人民没有挨饿的;按照经济规律来发展生产，会让国家越来越富有;人们按照天命来生活，遵循自然规律，这样人民没有夭折的。实施这样的政策，四方的国家都归顺它，最终“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违”。《尚书·大禹谟》说，大禹征战三苗，经过三十天武斗，没能征服苗民。这时，伯益拜见禹，说：“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祗载见瞽叟，夔夔斋栗，瞽亦允若。至诚感神，矧兹有苗。”由此，对三苗大施文教，七十天后，苗民自己前来俯首称臣。伯益的这一做法对后世军事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成为典型战例。
——因卑湿，发展推广稻作。《史记·秦本纪》云：“(伯)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是说伯益分给众人稻种，种在低洼潮湿的地方。伯益佐大禹治水后，水患得到治理，但随之问题也来了：人民安居乐业，人口快速增长，粮食供给成了问题。在刀耕火种的年代，人们不懂施肥之道，新垦土地几年后地力殆失，不长作物，只能另寻他地重新开垦。即便如此，仍不能满足人们需要。而洪水退去后留下大面积的河岸开阔地、浅水沼泽地，不适合黍稷等传统耐旱作物的种植，相反成为种植水稻的绝佳场所，不仅水源丰富，且淤泥及腐殖层肥力十足。此时，伯益给民众发放稻种，传授种植技术，使得稻作农业迅速得到推广。2005年，胶州市赵家庄遗址发现了4000年前龙山文化时期的370粒炭化稻米，为伯益在黄河流域推广稻作提供了佐证。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序言中说，伯益时期的稻作的水平，当已大大超越了原始农业阶段，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伯益艺稻，以就卑湿，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开发，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此外，我们从一些史料中还可窥见伯益的其他功绩。比如《孟子·滕文公上》：“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说明伯益善于制造火种、掌管火种;《吕氏春秋·勿躬》载:“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伯)益作占岁。”说明伯益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通过观察岁星(即木星)的运行，以推算制历用于生活和占卜;刘向《上山海经表》：“伯益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著《山海经》。”说明伯益是《山海经》的原始作者;《尚书·大禹谟》中伯益对大禹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说明伯益是“满招损，谦受益”这句警世格言的原创作者，等等。
伯益的诸多功绩，使当时朝野均得到了切身的实惠，不仅改善了民众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而且巩固了以舜、禹为首的部落集团的地位。伯益因此由一位平民英雄成长为部落首领，以致大禹“以天下授益……益让帝禹之子启”，伯益差点成了大禹的接班人。
《史记·秦本纪》开篇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伯益)，与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这段话简单勾勒出了伯益的母系先祖渊源，点明了伯益被赐姓嬴氏的原因，并明确伯益是大秦帝国历代君王的先祖。同时又说，“昔伯翳(益)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有土”，即舜帝赐给了伯益封地或食邑。
嬴姓为上古八大姓(姬、姜、姒、嬴、妘、妫、姞、姚)之一，得姓始祖为少昊。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云，“嬴，少昊氏之姓也。”上古时代“以生赐姓”，姓作为表明个人所出之家族的符号，根据以出生地、生活地地名赐予权高位重、功高德劭部落首领姓氏的规律。宋代郑樵《通志·氏族略》认为：“居于姚墟者赐以姚，居于嬴滨者赐以嬴。姬之得赐，居于姬水故也;姜之得赐，居于姜水故也。”因而，少昊因曾居于嬴水之滨而获赐嬴姓。
嬴城遗址出土的“天”字斝和“取”字爵
那么，舜帝为何以少昊之嬴姓赐伯益?这是因为少昊乃伯益的男性先祖。司马贞《索隐》说：“秦、赵以母族而祖颛顼，非生人之义也。按：《左传》郯国，少昊之后，而嬴姓盖其族也，则秦、赵宜祖少昊氏。”“秦、赵祖少昊氏”，少昊氏自然也是伯益的祖先。“姓”本起于女系，“氏”起于男系，伯益所在的龙山文化末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此时渐以男子为主体，故舜帝赐给他男系祖先之姓。济南市嬴秦文化研究院院长柳明瑞先生《伯益“始食于嬴，为嬴氏”考》一文认为，舜帝将少昊出生及得嬴姓之故地赐给伯益，“固然是对他驯兽有功的奖赏，但最重要的是让他认祖归宗，由母系姓氏转入父系姓氏，继承和发扬少昊的光辉业绩，担当起嬴族部落的领导重任。”
至于嬴地之所在，检索各类史册，历史上以“嬴”为地名、水名者，惟今莱芜区羊里街道的城子县村的嬴城遗址及其紧邻的嬴汶河。孟世凯《甲骨学辞典》：“‘乙丑：王命垦田于京，于嬴垦田’;‘己巳卜，在嬴贞：今日步于攸，无灾，在十月又二’……嬴在嬴汶水流域，以水名为族姓。在今山东莱芜市羊里镇。”《左传·桓公三年》：“春，正月，公会齐侯于嬴”。杨伯峻注曰：“嬴，故城在今山东省莱芜县西北，据《一统志》俗名城子县。”《左传·哀公十一年》云：“为郊战故，公会吴子伐齐。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左传·哀公十五年》载：“公孙宿以其兵甲入于嬴。”杜注：“嬴，齐邑。”《孟子·公孙丑下》亦云：“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之齐，止于嬴。”焦循《孟子正义》：“嬴，齐南邑。”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宋代罗泌《路史·后纪七》记载：
伯益“始食于嬴，为嬴氏”，
注曰：嬴，“即太山嬴县也”。
伯益受赐嬴姓，其封地也在嬴地。宋代罗泌《路史》：“伯益始食于嬴，为嬴氏……嬴，盈也，庶物盈美而以为封，即泰山嬴县。”“嬴，盈也。翳(益)能繁物而封，汉县隶泰山，后魏复置于莱芜，唐入博城。所谓嬴博，今兖之莱芜，本齐邑。”嬴城遗址及周边地区出土的诸多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至岳石文化时期的石器、陶器，也与少昊、伯益所生活的时代吻合。遗址东嬴汶河，面积172.02公顷。现残存夯筑城墙，在遗址未进行考古发掘的情况下，已发现大量石器、骨角器、青铜器、范具等。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孙敬明先生《考古所见莱芜嬴秦早期文明》一文中指出，“嬴城遗址发现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器、陶器等文物标本。我们依据此处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积淀情况，甚至可以大胆地推测在此地应该有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堡。这是从新石器时代迈向文明社会的分水岭，正因为有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堡，此地才有**周三代文明，才能形成区域文化的文明核心之所在。”“正是位于泰沂山脉之阳、嬴汶河畔数量众多的人类文化遗址，由其大致勾勒出当地区域文明诞生早期的图景。嬴城遗址应该就是当时的所谓的‘都’。”嬴城遗址有“城”，甚或成为“都”，又有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佐证，这里是伯益受封之“嬴”地无疑。
据《史记·秦本纪》，大禹的儿子夏启承袭王位后，伯益离开朝廷，“避居箕山(今河南禹州、汝州一带)之阳”，没有回到自己的封地。然而，其故地仍有其族人据守。此时，中原地区进入了二里头文化(夏文化)，以山东地区为中心的东夷族群则进入岳石文化时期。岳石文化遗址在鲁中地区较为鲜见，而在莱芜及靠近莱芜的周边地区已发现嬴城、大石家、张里街、杓山、乔店、雁翎关等多处岳石文化遗存，且都在古嬴地范围内。这也是嬴地为伯益封地的一个佐证。
2011年9月，由中国先秦史学会、莱芜市委宣传部举办的“首届中国(莱芜)嬴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80余位先秦史学家经过两天的大会研讨、实地考察，确认莱芜地区为“伯益封地，嬴秦祖里”。恰逢其时，会议召开前夕，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清华简·系年》解读完毕，其中有关于秦人起源的记载：秦人的祖先是来自山东地区的嬴姓商奄之民。进一步说，建立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首位完成华夏大一统的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秦始皇嬴政，其祖先是曾经受封于嬴地的伯益。
关于秦人起源问题，历来有“东来”和“西来”两说，众多著名历史学家纷纷参与讨论，其中主张“西来说”的有王国维、蒙文通、翦伯赞、周谷城等，主张“东来说”的有傅斯年、卫聚贤、徐旭生、徐中舒、黄文弼、顾颉刚、钱穆、郭沫若、范文澜、马非百、李学勤等。20多年来，济南市嬴秦文化研究院协同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利用出土文物、史料记载以及文化人类学相互佐证的“三重证据法”，以不可辩驳的证据给这个长期以来争执不休的历史课题给出了一锤定音的答案，从而理清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一条重要根脉，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铺上了一块厚重基石。值得铭记的是，由宋镇豪主编的《嬴秦始源》《嬴秦文化与远古文明》，宫长为、刘宗元主编的《嬴秦文化研究与成果转化》三部专著，荟萃了国内当今顶层和知名专家学者的论断精华，是嬴秦文化研究最为宝贵的成果结晶。
嬴秦起源鲁中，崛起陇右。因参与周初“三监之乱”，生活于汶水流域的秦之先人，被周王朝西迁于西汉水流域。从富庶的海岱到贫瘠的西垂，他们面临的不仅仅是恶劣的生存环境，还有西戎的侵扰和周王室的胁迫。但他们如一粒顽强的种子，在西垂扎根、发芽、开花、结果。900年励精图治，一朝厚积薄发，到嬴政掌位，横扫六合，开疆拓土，让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在华夏文明舞台上闪亮登场。同时郡县制，筑长城，建灵渠，修驰道，实行度同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直至2000多年后的今天，当时的宏大工程仍惠及今人，当时的系列制度仍被今人沿用。毛主席都赞叹说：“百代都行秦政法。”纵观嬴秦的崛起历程，我们不难看到，从来自嬴滨的流放之民发展成为创造千秋伟业的大秦帝国，贯穿始终的是志存高远、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坚韧勇毅、革故鼎新、变法图强、纵横捭阖、志在统一的嬴秦精神。这种精神，是全人类的一笔宝贵财富，对于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尤为重大。
2011年9月，首届中国（莱芜）嬴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确认
莱芜为“伯益封地，嬴秦祖里”。图为研讨会现场。
“首届中国(莱芜)嬴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期间，
宋镇豪(右)、王学理(中)等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
在嬴城遗址考察，确认莱芜为“伯益封地”。
在2017年举行的“中国(莱芜)第二届嬴秦文化与远古文明工作会议”上，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起源于莱芜区的嬴秦“是中华远古文明的重要开创者，是中华文化大融合的重要推动者，是中华古代文明的集大成者，是中华远古文明的重要源头和摇篮”。建设“中华嬴秦文化园”，将嬴秦文化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将嬴秦文化的各种文化内涵展示、推广、普及于世人成为水到渠成的必然选择。泰山学院、济南市嬴秦文化研究院制定了《中华嬴秦文化园旅游总体规划说明书》，并于2019年11月召开全国研讨会进行了专题研讨，山东九羊集团计划投资100多亿元进行项目建设。目前，项目各项工作正按部就班进行。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文旅济南的重要区域、康养济南的重要载体、全域济南的重要支撑。（作者皆为济南市嬴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发表于 2023-9-14 10:36
